(自公元25年至220年)196年间，真正意义上的都城只有洛阳。公元191年焚毁洛阳，被董卓挟持到长安。长安“被”首都。196年董卓死，汉献帝逃回洛阳。此时洛阳已残破不堪，而迎接他的另一股政治势力的法人代表——的中心在许昌，因此，汉献帝又被挟持到许昌。许昌也“被”首都一次。后曹操又把汉献帝带回洛阳。此间，洛阳的都城面貌已毁。公元220年称帝后，洛阳的宫室才又得以重建。此后，洛阳又做了曹魏45年(自220年至265年)的都城。然后，代魏的晋从司马炎称帝到羯族的石勒攻破洛阳，晋皇帝逃亡，共有晋武帝司马炎、晋惠帝司马衷、晋怀帝司马炽和晋愍帝司马邺四个皇帝都洛阳，共51年。曹魏和相加有96年的都城纪录，加上东汉的196年(实际只有161年)，洛阳自东汉至西晋的都城纪录共计292年。期间，都城位置在一个地方，规模相差无几，因此，在上统称为“汉魏故城”。

东汉王朝的晚年不幸演义了东周晚年的历史。从董卓进入洛阳的190年，东汉已经名存实亡。此后进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8年后(198年)爆发了官渡之战，18年后(208年)又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然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东汉的汉献帝还存在，并且直到220年，即董卓焚毁洛阳的30年后才被废，改称为山阳公。但在人们的观念中，此时早已是三国时代。那个汉献帝早已边缘化而难以吸引研究者的眼球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全国性的民变，张角的起义把东汉的政治地图搅乱。在政治势力的重洗过程中，各地的军阀利用自己的资源疯长着。这是一个无“天”因而也就无法的年代，谁有势力谁就可以称王称霸。因此，乱世出英雄，曹魏的创立人曹操也正是这个时候冒出来的。

曹操本姓夏侯，因成为宦官曹嵩的养子而有了靠山，在汉灵帝时就做过军官，在镇压典黄巾军起义时提升为镇东将军。董卓祸害洛阳，在袁绍为盟主的盟军中，曹操就是先进分子。在各方势力各怀心思，不敢也不愿先进的情况下，曹操却率兵与貌似强大的董卓军交锋，虽然惨败，自己也受了伤，却显示出不同常人的胆识。[1]因此，是一只质地优良的黑马潜力股。192年，曹操占据了山东的兖州一带，收编了黄巾军三十万人，从此有了资本(那个时代政治的资本就是军队)，很快发展起来。196年，汉献帝从长安逃回洛阳。曹操在谋士们的帮助下，做了很好的发展规划，这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在别人把皇帝看作累赘的时候，他却以独到的眼光，抢先去迎接那个看似无用的汉献帝，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主动权。好的政策往往都不复杂(如约法三章)，却很管用。曹操的规划既有政治上的借力——一下子站到了道义上的高峰，四两拨千斤，同时又有经济上的实干，屯兵耕田。在策略上，他采取了稳住关中，向北发展的计划，先后收拾了袁术、吕布、袁绍等劲敌，统一了黄河流域，然后才向西、向南发展，使之成为三国中势力最为强大、资源最为丰富、政治最为安定、人、才、物最为丰富和谐的强国。

但是曹操并没有称帝，在军阀割据混战中，缓称王大体上都是对的。好的汤肴不是在锅开水沸的时候就是好吃或能吃的。从一个暴发户到贵族是要经过三代脱胎换骨的。因此，在孙权尊他为皇帝时，他表现得非常清醒，知道这是孙权在把他往炉炭上挤兑。他死后，接任的儿子曹丕称帝的时机相对成熟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怪，曹操篡汉遭到的反对一定很大，而到了他的下一代则水到渠成。这一方面因为曹操后期的政治基础发生了变化，九品中正制的实施给士族做官以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待。[2]士族独霸高官厚禄的门阀制度的形成，所谓拥汉的即得利益者或群体，尤其是士族地主阶级已经看不到拥汉还有什么利益。曹魏政权即是以士族为基础，并代表着他们的利益，给他们以特权与好处。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王夫子说要顺势而为，大势决定了历史的发展。当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的时候，你最好的选择不是逆势，而是顺势而为。汉的大势已去，这一点想匡扶汉室的刘备也知道，但这句口号却是取得民心的有利的政治资源，是刘备形象策划的计谋罢了。另一方面，有些事情，你不能做，但你的下一代却可以做，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命”。而曹操的下一代之所以能，是因为曹操的死本身就是原因，曹操这么努力不就是为了下一代能称帝么?曹操这么努力没有做上皇帝，他的下一代就应该做皇帝——这是给曹操的嘉奖。

历史有时也是这样的宿命，这样的轮回。曹魏的经历以及曹丕的做法在几十年后又重演。只不过那时，他的后代扮演了汉献帝的角色，而司马家族则扮演了他的角色，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历史的轮回。汉献帝的命运恰如几十年以后他的子孙。他是这样对待汉献帝的，是这样对待他的子孙的。只是这种轮回完成得太快了些，在曹丕继位后不过45年，而距离他死不过38年。38年一个循环太快了。

曹丕做皇帝不过7年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魏明帝寿命也不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出了问题。史书说“魏明帝不恭，淫宫御，百僚偏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3]《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说：“百姓雕弊，四海分崩”，因此，首任皇帝的寿命不长，也预示了曹魏政权的寿命不长。239年魏明帝临死前，执手嘱托司马懿、曹爽辅佐少帝曹芳。司马懿是一个军事家、如果有谋略家这一称谓的话，他也应该是一个。人常说，有福的人是出名早、活得长。有名的人物，越活越宝贝，因此，越活越有福气。司马懿却是大器晚成。不过活的长在什么时候都是福。他在与诸葛孔明的对峙中崭露头角，并为曹魏的江山立下了汉马功劳，因此，魏明帝才会把曹芳托给他。曹爽是宗亲，能耐并不是很大，但却控制了朝政。二人支撑的曹魏成为他一人独揽。他排斥司马懿。司马懿是什么人?知道把拳头收回来，知道识时务，为了自己的政治与性命，装病不参与政事，在曹爽派来的探子河南尹李胜面前持杯饮粥，“流露沾胸”，“错乱其辞”，[4]使曹爽等人信以为真。之所以如此，当时司马懿年龄已经不小了，如果一个轻人这玩这一计是没人相信的，而老年人装聋卖傻、玩老年痴呆，十有八九是有人相信的。何况司马懿这么狡猾，何况曹爽这么轻信。这个时候司马懿已经有了灭曹的准备。

司马懿的做秀成功，迷惑了曹爽，曹爽一下子站在了明处，而使司马一家处在了暗外。曹爽放松了警惕因而看不到司马懿，但司马懿对他的行动却了如指掌。于是，当曹芳带着曹爽出京城去谒拜父亲魏明帝陵墓时，司马懿突然发力，让儿子司马师接管了洛阳，自己则带领军队把曹芳、曹爽堵在洛河对岸，理由是迎接曹芳，要求则是让曹芳免去曹爽大将军的职务。曹爽措手不及，只得集结几千士兵守在洛河南。狡猾的司马懿“指洛河为誓”，表示不会伤害曹爽一家。洛河是一条神圣的河流。曹爽轻信了司马懿，梦想着做不了大将军还可以封侯还家，做一个不理政事的富翁。[5]在没有实力做后盾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司马懿履约。结果，整个曹氏集团几乎被厚黑学修炼到家的司马家族斩尽杀绝。

接着，魏帝曹芳就成了30多年前的汉献帝。司马懿做了丞相。司马懿死后，儿子司马师继任。司马师就生活作风问题作为理由废掉曹芳，立曹髦为帝。[6]司马师死，弟司马昭继任。然后司马昭自封晋王，“建天子旌旗”，[7]并大封党羽。如此张扬，导致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曹髦不服，不甘被淘汰，却采取了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打群架、决斗的方式，带一群宦官冲向相府。皇帝打架寻仇，还真没人敢惹。中护军贾充对相府兵将说，司马家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于是有叫成济的私家舍人上前，但不知如何对付曹髦，便问是杀是抓?裴松之引注中有贾充明曰“杀之”的记载，也有含糊其辞的记载。《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於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於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於背。……魏末传曰：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8]

《晋书·文帝纪》采用了前面的内容。

在今天的法律社会，那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在那个时代也有个某杀皇帝的问题，但天下实际已经是司马家了，替司马家办事的贾充等不会有什么事的，尽管如此，那个叫成济的太子舍人还是被灭了三族，成为罪羊。曹髦死，傀儡曹奂称帝。在废立了二个皇帝后，随着对蜀吴军事优势的确立，司马昭做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265年，终于以曹丕的方式建立了司马家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