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最强盛的时代，也是清帝国与世界强国逐渐拉开距离的时代。其中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1853年7月8日（嘉永六年六月三日）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强行驶入日本江户湾的浦贺及神奈川（今横滨），向德川幕府提出开国通商要求。面对佩里舰队的巨大压力，德川幕府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美国舰队强大的武力，迫使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于1854年3月31日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被迫同意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口，美国船可以在这两个港口加煤上水，并得到粮食等物品的供应。此外，条约还允许美国在上述两港派驻领事，并享有最惠国待遇。不久，英、俄、荷等国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幕藩体制也随之瓦解。

作为亚洲小国，日本在无可抗拒的压力下被迫对外开放。恰恰是由于清朝“国力强大”，加上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使得乾隆皇帝傲慢自大，不屑于与英国人通商。满清皇帝自我标榜的“康雍乾盛世”，并且在乾隆时期的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所谓的“盛世”意识，不仅让乾隆志满意得，而且经过文字记载流传至今。如果把这100多年放到秦代以降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统治中来看，它确实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从横向来看，这一时代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图片

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水平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不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数量。更不必说，康雍乾三朝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与英国民众无法相比。

其次，在欧洲工业革命爆发之际，清政府为了“江山永固”选择闭关锁国的政策，限制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往来，并且使用禁海等种种手段把中国与世界隔绝起来，导致中国人无法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思想与科学技术。这种闭关锁国不仅体现在外贸和外交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它导致相当多的中国人与世隔绝，盲目排外。闭关锁国与文化专制相结合，不仅形成了物理上的限制，而且体现为一种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导致了中国人思想封闭，眼光狭隘。

第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保障。康雍乾时期清政府闭关锁国、禁锢思想以及轻视科学制度的封闭性、汲取性制度，主要对应于农业文明时期，而不适应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在西方，这一时期正是工业革命的重要阶段。清廷对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方式极力排斥，使得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对我国产生多大影响，也使得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从历史上看，汉、唐、宋、明等皇权专制时代，每一个王朝在其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出兴、盛、衰、亡等不同的历史特征。一般来说，在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统治者基于前代灭亡的教训，往往会严格自律，约束自己，以避免重蹈覆辙。从顺治到康雍乾时代，也有类似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君臣的更替，其后统治者的自律很可能逐渐降低，以致王朝弊病积重难返。

英国讽刺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绘制的马戛尔尼觐见图

戴逸先生认为，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在我看来，生活在现代的戴逸先生在评判“康雍乾盛世”时，所使用的仍然是前现代的评判标准。他完全忽视了个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就古代社会而言，与欧洲的封建制相比，中国的君主专制权力更为集中，按照政治史家刘泽华先生的归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主义，王权支配社会的一切方面。君主依靠兵、刑之权，武力支配社会，实现“五独”，即“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拥有统属、处置社会、经济一切的决定权。

在政治和宗法制的压迫下，个人权利受到严重束缚。清代皇帝最注重的是维护专制统治，防内甚于防外，朝廷高度集权。《大清律》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刑法之大成，“谋反”、“谋大逆”、“不义”等被统治者列入“十恶”，一律处以极刑。禁止百姓集会结社、聚众罢市、喧闹公堂，禁止编写歌唱违禁词曲。清朝利用保甲制度钳制民众。不论城乡，每10户人家里一个“牌头”，10个“牌头”立一个“甲头”，10个“甲头”立一个“保长”。每户人家门口必须悬挂一块牌子，写明户主姓名，成年男人数量并登录在当地官府册集上，便于岁时稽查。全国城乡的店房、寺院等必须设立册籍，记录各地往来客商。地主、窑主或厂主必须对佃户和佣工严格管束，或附录在牌甲之末，或附属于本户之下。如果发生反抗事件，保甲制度下的有关人家要一并连坐，以此让各户互相监视。

谭嗣同画像

此外，康雍乾三朝在思想和文化上的专制，以及实施恐怖统治，大规模的“文字狱”和禁毁书籍，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知识人要么潜心八股式的程朱理学，要么潜心于考据。中国人的思想创造力被牢牢束缚，这不仅导致了科学技术的落后，也导致了思想文化，甚至中国人精神的全面萎缩。

即便与清代之前的朝代相比，康雍乾三朝在民生方面有所改善，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统治者可以仅凭这些就充当人民的牧者吗？难道他们就能以此将民众当做动物农庄中的动物吗？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二月河的小说对康熙、雍正和乾隆颇有赞誉，此番姿态与戴逸先生如出一辙。在历史研究中，人们可以将康雍乾三朝与历史上的汉唐盛世相比，但也要看到它在思想钳制、闭关锁国上危害极大。在价值取向上，今天的人们需要以现代的眼光反思康雍乾三朝，更需要反思的是秦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