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匈奴发兵两万骑掠汉塞,汉昭帝派兵出击活捉了瓯脱王

匈奴发兵两万骑掠汉塞,汉昭帝派兵出击活捉了瓯脱王

汉昭帝即位后,因年幼,遵从汉武帝的遗诏,由霍光等四位大臣辅政。在燕王刘旦等人发动阴谋叛乱时,汉昭帝与霍光,君臣相互信任,在关乎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平定了政变,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其后,汉昭帝在霍光辅政下,沿用汉武帝末期的刑法制度,重视吏治,调查民间疾苦,平反冤案、彻察官吏失职等事宜,明经治狱处置了纵容反叛的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等人。并且,先后四次察举贤良,任命杨敞为相,隽不疑为京兆尹等。

因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汉朝自“文景之治”后,被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政策耗空的国力开始得到恢复,为“昭宣中兴”揭开了序幕。

盐铁之议:汉武帝时期施行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打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虽然充裕了国家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这些政策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剥夺了中小阶层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红再税”、“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

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施,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汉昭帝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士,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士与桑弘羊意见不一,双方就民间疾苦的原因、对匈奴的政策、施政方针和治国理念等多方面展开了激烈交锋(史称“盐铁之议”)。

会议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争论双方的观点,对“昭宣”时期汉王朝的统治政策,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主流上看,大权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坚持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将公田给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士提出的“行仁政 ,以德治国”的意见。贤良文士也受到皇帝的重视,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跃的力量。

汉昭帝时,乌桓逐渐强大,匈奴也趁机数犯汉边。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冬,匈奴入侵北方国境,杀略吏民;朝廷征募能征善射的士兵,屯田于张掖郡,派左将军上官桀巡视北部边疆。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左谷蠡王在卫律等人支持下继位,称壶衍鞮单于,改与汉通好,并释苏武归汉。

不久,匈奴又发兵两万骑掠汉塞,汉昭帝派兵出击,活捉了瓯脱王,从此,匈奴不敢再入侵张掖郡。

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冬,匈奴壶衍鞮单于,怨恨乌桓为汉朝倾力侦察动静,遣骑兵两万袭击乌桓,乌桓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汉昭帝遣度辽将军范明友率军出辽东,迎击匈奴军,匈奴见汉军出,乃退军。范明友遵从了霍光“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之谋划,趁乌桓遭匈奴袭击之机,驱兵直奔乌桓,一举击杀其乌桓三名首领并部众六千余人,得胜还师。

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乌桓再次发兵犯幽州,范明友率军出击,再次击退乌桓。随后,昭帝调整北方防务,缩减玄菟郡疆界、设立金城郡,并招募郡国民众修筑防御工事。

汉武帝刘彻驾崩后,西南部分地区开始不服汉朝统治,多次发生反叛。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夏,益州二十四邑夷民反汉,汉昭帝遣水衡都尉吕破胡,率军迅速将其平息,划分河内归属冀州、河东归属并州。

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西南姑缯、叶愉等夷民部落,再次起兵反汉,汉昭帝复命吕破胡率军征讨。由于吕破胡此次未能迅速进抵益州,致益州太守被杀,死伤四千余人。

始元四年冬,为平定反叛,汉朝廷又命将军王平、田广明率部征讨,并调句町侯毋波的武装亲兵配合,至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秋,汉军捕斩夷民三万余人,虏获牲畜五万余头,遂平益州郡,钩町侯毋波斩首捕虏有功,封为句町王,封邑句町国,享受国县并置的特殊待遇。

汉武帝晚期,因为对外战争、封禅活动等造成国力严重损耗,发布《罪己诏》,及时扭转了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汉昭帝即位后,沿续了汉武帝末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内继续休养生息,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并躬耕于钩盾弄田、上林苑,示民从事农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为了减免穷困百姓的负担,昭帝多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的诏令,凡遇郡国遭受水旱及地震灾害,当年租赋徭役皆免,并颁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废除了律外苛税。

同时,采纳盐铁之议时,贤良文士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免去酒类专卖官吏;并罢不急之官,体恤民间疾苦。在汉昭帝一系列措施下,汉武帝奢侈无度、连年征战所导致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形势,终于得以显著扭转。因此,昭帝之世,“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解决西域问题:因为龟兹、楼兰联合匈奴,杀死汉朝使官。元凤年间,朝廷派傅介子出使大宛前去问责,使龟兹王和楼兰王服罪,并于龟兹斩杀了匈奴使者。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汉昭帝再次派遣傅介子前往楼兰,傅介子以发放汉廷赏赐为名,携带黄金锦绣至楼兰,在宴席中,斩杀楼兰王安归,另立在汉楼兰质子尉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鄯善,迁都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成功解决了西域问题。

汉武帝时期创建了太学,但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专掌经学传授的官员),但到汉昭帝时,已增加到一百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逐渐得到了入仕的机会。

在如何对待秦朝的思想方面,汉朝的官方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发生变化,从含糊的泛泛否定,转而为总体否定,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尤其体现在贤良文士的议论中。譬如在桓宽《盐铁论》中,就有不少涉及批判秦文明的篇章:《诛秦》、《周秦》、《伐功》、《申韩》、《备胡》等。

另外,汉昭帝时期还是汉代漆器生产的发达时期;元凤年间的沂水鲍宅山凤凰画像是现存最早的画像石;最早的完整箭支,也是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所制。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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