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最后时刻将自己的“暴君”形象扭转回“汉武大帝

征和四年,68岁的汉武帝下达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轮台诏。

终于在与匈奴进行了43年战争后,汉武帝接受了匈奴降服不了的事实,且汉王朝已无力而战。此时的汉王朝已经陷入了风雨摇摆的趋势中。两年前,还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涉及遭陷害且被迫发动政变的太子刘据与卫皇后相机死去。第二年,汉武帝最看重的将军李广利阵前投降了匈奴,武力解决匈奴的计划已破产。除了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打击后,刘彻也基本上败光了文景之治的家底。

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轮台诏出现的三个月前,汉武帝在泰山封禅仪式上还曾自我批评:“朕即位以来,狂妄无道,使天下人忧愁苦恼,不可追悔。再有这种伤害百姓,浪费天下物质的,均罢免。”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所作所为已经几乎与暴政无异,给了一连串的负面凭借,什么穷奢极欲,繁刑重敛等。如果不是汉武帝的过晚改过的轮台诏,汉武帝怎会有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残暴,但是没有得到秦朝灭亡的结果。

虽然在司马光笔下,汉武帝的形象被加倍赋予如梦方醒的感觉。对此,史学界多年来依旧对此存在着诸多争执。在由辛德勇编著《制造汉武帝》认为,司马光有意刻画汉武帝晚年强烈改过自新的状态另有政治目的,可能是为与当时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在唱反调。也在暗喻汉武帝的改过自新是早日隔断变法的意思。

而陈苏镇的《

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则认为,轮台诏并非全盘否定了汉武帝数十年对于边境的努力,更没有否定自己全部的功绩。当然轮台诏的颁布也不意味着汉武帝改变了原来对匈奴的主张,而是他只是延迟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节奏。

直至汉武帝去世,他也从未对自己的一生“功绩”有过后悔,他顿悟的只是当时的细节问题,例如是否发动战争的节奏没有控制好等等。汉武帝16岁登基,在位的五十四年里,他的执政大多就是以狼烟四起为代表,东南西北更是打了个遍。这样说,汉武帝与清朝的乾隆是定义中国边疆最重要的两位皇帝。按照《中国通史》范文澜所说,汉武帝更像是为现代中国扩大边疆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而乾隆更是有收官的意义。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在体现着他是热爱战争的。如果不是如司马迁那样偏执热爱和平的话,汉武帝发起战争从道义或者政治上而言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用负面意义过强的“穷兵极武”来评价,更像是带入了过多的现代人情绪。但将“穷兵极武”这个词送给汉武帝也没什么毛病,毕竟战争是中性的,而统治却是贯穿着战争的,这是难以辩护的。毕竟汉武帝与秦始皇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善于自律,视而不见国力民力的最大极限,任由欲望开拓。

汉武帝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把国家和民力逼到极限,不将战争打到四面开花,他不会停止脚步的。就像与匈奴的战争一样,虽然全过程汉武帝都是在“以本而战”,享受着这其中杀敌一万的狂欢,却没看到自己也损兵折将八千。这期间明明还是有机会见好就收的。

元狩四年,在急于求成的那场漠北战役中,匈奴主力实际早已被大将卫青和霍去病重创,拥有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大号局面,包括汉高祖的“白登之围”之耻更是连本带利的报了,匈奴再无法对汉王朝构成威胁。如果汉武帝在此时就收手,不再作战,就等于他的轮台诏整整提前了三十年,汉王朝又有了这三十年修心养性的时间,怎会出现后来的“海内虚耗”,“有亡秦之迹”。那么汉武帝的历史评价中也不用在“暴君”和“汉武大帝”两个极端间徘徊。

汉武帝的直系子孙在后世中都带着复杂的心情重新审视着他。在汉武帝去世后的没几年,汉昭帝在召开盐铁会议上,民间的贤良文学还曾试图全盘否定汉武帝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汉宣帝即位后,更是围绕着祭祀汉武帝是是否要增添庙乐进行讨论,弄得满朝遍野又一次产生了分裂,大臣夏侯胜更是激动的评论了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人民相食”,“无德泽于民”。

汉宣帝当场大怒将夏侯胜下狱,不久又无罪释放。汉哀帝时期,朝臣曾言表因汉武帝过失太大,建议毁其宗庙。尽管后来僵持后保住了宗庙,汉哀帝依旧对于这位祖先保持了中立态度。汉武帝曾说过一段十分狗血的感言:“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汉武帝作为历史上如此著名的“大有为”之君,最大的文帝就是不知何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只知一味蛮横,却不是见利就收。这一点连自己的子孙刘秀都比不上。

公元45年,西域各国主动上书要求“内附”,希望东汉能够分出政权出兵西域,否则他们就只能投靠匈奴了。那想大好良机都不为所动的刘秀眼里拒绝了他们:“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刘秀可是亲冒矢石的马上天子,在打仗方面比汉武帝更有发言权。当天下统一后,那个在昆阳之战中骁勇善战的的刘秀立马投入到反战的军营,还曾发出和平宣言。

悬崖勒马,不管是汉武帝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汉王朝,他依然抓住了最后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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