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形象呈现出了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那就是隐逸。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尘几录》，跟随作者来一起梳理一下陶渊明和隐逸之间的关系。

在开始梳理之前，我想请你思考一个问题，陶渊明是一个真正的隐士吗？

他的文章、他的诗歌、他的传记，似乎完美地展现了一个隐居山林的文人，但是，这里面似乎有一个根本的矛盾，那就是他是一个喜欢写作的隐士。而真正的隐士，是不应该被人看到的。远的不说，陶家就还有一个比陶渊明更纯粹、更极端的隐士，就是他的叔父陶淡。传说，陶淡一生未婚，住在山里，养鹿为伴。如果有人来看他，他就要躲起来。除此之外，我们对他就一无所知了。这，才是一个隐士该有的样子。

而陶渊明呢？你会觉得他的形象特别具体，特别鲜活。看他的诗文，就像读一个老朋友的来信。你知道他归隐的动机，知道他归隐的地点，了解他的兴趣爱好、生活志向。你能感受他在自然山水间怡然自得，你能体会他宁可因为饿肚子乞讨，也不愿做官的安贫乐道，你当然也会对他在精神上的快乐自足产生共鸣。

陶渊明难道不知道，真正的隐士不该被人看到吗。不，他肯定知道。因为在他生活的东晋时期，已经有不少人反思过归隐的这种悖论了。归隐这件事，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有特定功利目的的人生选择。过去人们会觉得，隐居的人一般是因为回避乱世，就像桃花源里的人，世人根本不会知道他们的踪迹，这才是真正的隐居。但是，现实中更多的人，是因为事与愿违，所以需要通过隐居来明志。整个社会逐渐开始崇拜隐士、追捧隐士，隐居就慢慢成了一种文化资本，可以用来换取名利。这种隐居叫“充隐”，“充”是“冒充”的“充”。

在陶渊明的时代，充隐已经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标榜隐居，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到了李白的年代，甚至成了所谓的终南捷径。

充隐之风蔓延，自然会有人开始反思，隐逸是不是根本就是一种悖论呢？有的传记作者就曾经自我怀疑过，他说，给隐士写传记，不是自相矛盾么，隐士怎么会有传记呢？

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一点陶渊明的良苦用心了。陶渊明写诗文，展现隐居的行为、隐者的内心，其实就是为了跟那些充隐的隐士划清界限。这就像是他给自己的隐居生活拍了一部纪录片。他想证明，如果一个隐士想要避免被人误解，他又没办法彻底抹掉自己的痕迹，那他不如干脆把隐居生活彻底的展现出来，不如干脆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出来，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行为的潜台词就是，所谓充隐，不就是说这帮人言行不一吗？那我只要言行一致，就算被看到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学者说，陶渊明应该是历史上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他是第一个反反复复解释和辩护他归隐的决定，事无巨细地展现他隐居生活的人。他要活成一个隐士，还要写出这种生活，更要让现实中的隐居和文字中的隐士内外一致。这样，他就能证明自己不是冒充隐士，他也就能用这种方式，把归隐的悖论化解掉。

实际上，我们在他的诗文中，可以找到一些零星的证据，说明陶渊明是有这样的自觉的。他写过一句话，意思是今天要是我不说出来的话，以后的人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种事存在了。从这句话里，你应该能感受到他对自己真实的心意被历史淹没的担忧。再进一步说，陶渊明的良苦用心，必须要后人帮他来完成。只有当他的形象跟五柳先生合二为一之后，隐的悖论才能真正化解。就算功利的假冒隐居在后来也一直都有，但是因为陶渊明的存在，隐居的意义始终没有被颠覆。隐逸这个文化也就延续下来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

今天，隐逸已经内化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一方面，我们可以坦然地相信隐逸这种我们永远没办法证明的东西。在金庸小说里，那些最顶尖的高手，都有隐士高人的意味，像风清扬、独孤求败、扫地僧。如果进入小说的情境中，我们一般不会怀疑他们的存在，也不会质疑他们的真诚。另一方面，陶渊明的诗文，给我们勾画了一种人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隐居。普通人当然很难真的断绝尘缘，但是我们都明白“心远地自偏”是一种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在格子间里也一样可以感受到内心的自由。

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化，天然带有一种自我审视的视角。我们可以自然地相信自相矛盾的东西，而不至于陷入自我否定。我们明白那个纯粹、天真的陶渊明是文学化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真诚地相信，这个文学化的形象就是真实的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