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多尔衮率八旗叩关入京，定鼎中原以来，各级行政机构大致上沿袭明朝制度。清朝内阁正是明内阁的延续。自朱元璋废除宰相以来，内阁大学士渐渐权重，虽无宰辅之名，却有宰辅之实。自此，科榜有名，成为天子门生，入职翰林，最终成为大学士，成为了所有士子的最大梦想。虽然雍正始设的军机处后来凌驾于内阁之上，然而大学士仍是显赫朝野的士子殊荣，父子学士更是家族绝对的荣耀。据《清史稿·大学士年表》统计，清朝大学士共计249人，其中父子宰辅的有索尼、索额图父子，阿克敦、阿桂父子，傅恒、福康安父子，张英、张廷玉父子，刘统勋、刘墉父子，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等。

这其中张英、张廷玉父子，刘统勋、刘墉父子，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均为汉人，这里面的稀罕指数就相当于马爸爸替你在双十一的清空了购物车。

话说直至太平天国以前，满蒙官员占据了清朝绝大部分的要津岗位，汉族大员屈指可数。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三对清史中罕见的汉族父子宰相。

延禧攻略中的大猪蹄子富察傅恒

张英和张廷玉

张氏父子作为宰辅贯穿整个康乾时代。张英，安徽桐城人。康熙十六年，出名于当下各大影视剧的南书房设立，张英入直，并获皇城西安门内赐第，成为清朝汉族大员住在皇城的首例，即使在那个尘土飞扬，马粪和牛车并行的年代，这也可以算住进了三环以内的高价区，其中的荣耀可见一斑。张英后来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一直务本力田，随分知足。而有关张英的谦逊有一故事可以证明，据说张英在京为相时，在老家的亲人与隔壁吴家因为院墙位置起了争执，一直诉状，径直告到了县衙，张家官大，吴家钱多，小小七品县令自然难断其案。于是张家人写信给了京师的张英，希望他能提点县令给予关照。张英见信，提笔写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张家人见到来信无地自容，主动让出三尺，吴家也被张英的品格所感动，同样让出三尺，本来紧紧挨着的两户人家之间出现了一个宽达六尺的小巷，这就是“六尺巷”故事的由来。

六尺巷

所谓人杰，张廷玉者。张廷玉官至军机大臣，大学士，死后配享太庙。终清一朝，汉大臣配享太庙，仅有张廷玉一人。张廷玉本人不仅秉承了其父谦逊和易的性格，更有古大臣的高风亮节。雍正十一年，张廷玉子张若霭荣登一甲第三名，清朝殿试考卷是密封，可以说张家子高中前并无猫腻，然而张廷玉仍然执意推辞，表示张家两代辅臣，位极人臣，圣眷已隆，而天下寒士很多，机会应该留给那些寒门子弟。雍正无奈将张若霭从探花降为二甲。

张廷玉

刘统勋和刘墉

刘统勋初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即敢弹劾当朝宰辅张廷玉，暗指张氏势大，权倾朝野。而乾隆作为一个统治者深谙权力制衡的道理，他表示假若张氏若真能擅作威福，刘统勋这一纸弹劾也到不了御前，展示了对张的绝对信任。虽然张廷玉并无过界的行为，但是为了震慑权臣，乾隆仍将这份奏章公布，竟然成就了一段君臣无间的政坛故事。

刘墉仕途几起几落，乾隆二十年，因父刘统勋西北军事获罪而受到牵连，革职下狱。刘墉获释后初任太原知府，其又因对僚属贪污失察，被发往军台效力。一年后释还，竟然还出任了左都御史，走上了父辈走过的道路。其后刘墉仕途平稳，也能处理与权臣和珅的关系，并始终能把握尺度，出淤泥而不染，这段刘罗锅与和珅的明争暗斗的朝堂故事也为当下的清宫戏编剧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刘墉

翁心存和翁同龢

翁氏一门，两朝宰辅，两代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林，可以说是常熟书香名门。翁心存本有机会高中状元，成就一段三代状元的故事，然而两位主考中英和属意翁心存，另一人属意他人，关键时刻英和却身体不适掉了链子，不能继续阅卷的英和只得请同僚完成评审，自然翁心存也就失去了状元之位。不过所谓美酒，愈陈愈香，翁心存虽然错失状元，但是其子翁同龢，其孙翁曾源都高中状元，不失为一段佳话。翁心存最初在上书房当班，成了皇子的老师，这其中有一位皇子在晚清名声赫赫，权倾一时——皇六子恭亲王奕䜣，这个著名的学生也帮助了他的老师在道光、咸丰两朝官运享通，六部尚书除了礼部管了个遍，并历任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

体仁阁

翁同龢作为同光以来唯二的汉族名臣与李鸿章争斗了二十余年。翁氏作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深得君主信任，拥有独对之权，先后出任六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论及对君主的影响力，翁同龢相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翁同龢身居要职不仅仅只是因为帝师这一身份，他同样有出色的政务能力，他在刑部任职时处理了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此案历经省、府、县三级，七审七结，然而终究不能令各方满意，翁同龢亲自查阅卷宗，历时三年，终于平反结案。

光绪帝

但是翁同龢毕竟是旧时代的教育和科考培育出来的产物，他的格局跳不出时代背景所限定的范围，其在中日甲午之中无视双方差异，盲目主战，戊戌变法中冒进的态度都加速了光绪为数不多的权力的丧失，不仅促使李鸿章背负一国荣辱，签订马关条约，成为第一个被称为汉奸的人，自己也在戊戌政变之后，被革职遣返回乡，永不叙用。

纵观这三对父子，官居显位，虽然经历各有不同，但究其原因，仍有不少相似之处。

首先，政局稳定是重要的时代背景，康雍乾三朝自不必说，同治也是晚清少有的安稳年代，洋务运动至少在表面上获得了一些实绩，即使中法之战爆发，也有冯子材，刘铭传在安南和台湾的两场胜仗让清廷减少了许多动荡。

其次三对父子均来自书香名城，据统计，明清时期，全国各县平均产生进士三十余人，其中张氏故乡安徽桐城有236位，刘氏故乡诸城则有131位，而江苏常熟更是拥有进士多达395位。

最后他们均成长在书香门第，严于律己，深谙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严于律己，谦和近人，不以显达为傲，不以落魄为辱，无论世情冷暖都能从容应对。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父子大学士这种难得一见的恩宠才能相继涌现，内阁的朝堂也见证了名门世家的花开花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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