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斯是秦代兴亡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对秦代统一全国有重要贡献，对专制集权国家的建设出力甚巨，对秦代的速亡也负有一定责任。李贽《史纲评要》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1]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两千余年来各种评论的声音其实从未停止。李斯的事迹主要记载于《史记·李斯列传》中。历代对李斯的认识和评价，无论如何笔削褒贬，也皆以此为本。

茅坤《史记钞》说《李斯列传》“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2]徐枋《书李斯传后》一文亦以为“太史公作此而所以垂戒于万世者，深切著明矣。”[3]牛运震以为“《李斯传》载斯佐始皇，并兼吞灭之谋，及其销锋焚书之计，及与赵高废適立庶相二世，阿顺苟合，诸事迹条悉详明，洋洋数千百言。凡秦兴亡并赵高始末具在，似为秦外纪而并为赵高立传者。然首尾关目，仍以李斯为主，无划剔之迹，而宾主厘然，此所以为大手笔也。”[4]可见，司马迁对《李斯列传》的内容选取、行文结构，都有精心的安排。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以李斯的五叹六说为线索，记述了李斯一生际遇。李景星《史记评议》：

行文以五叹为筋节，以六说当实叙。“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云云，是其未遇时而叹，不得富贵也。“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云云”，是其志满时而叹，物极将衰也。“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云云，是已坠赵高计中，不能自主而叹也。“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云云，是已居囹圄之中，不胜怨悔而叹也。“顾谓其中子曰”云云，是临死时无可奈何，以不叹为叹也。以上所谓“五叹”也。

记说秦王，著李斯入秦之始也；记谏逐客，著斯留秦之故也；记议焚书，著斯佐始皇行恶也；记劝督责，著斯导二世行恶也；记短赵高语，著斯之所以受病，藉其自相攻击，以示痛快人意也；记狱中上书，著斯之所以结局，令其自定功罪，以作通篇收拾也。以上所谓六说也。

几及万言，似秦外纪，又似斯、高合传，而其实全为传李斯作用。文至此酣畅之至，亦刻毒之至，则谓太史公为古今文人中第一辣手可也。[5]

学者对司马迁的这一安排评论甚高。吴见思《史记论文》：“李斯凡五叹，而盛衰贵贱，俱于叹中关合照应，以为文情，令人为之低回。”[6]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六篇之文，凡李斯功罪起废，本末具在，此亦一篇之层次节奏也。而文字古奥峭坚，奇肆酣畅，先秦绝工之文，遂为本传生色。”[7]

《太史公自序》和《李斯列传》文末的“太史公曰”，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李斯其人的评价，也可以明白司马迁如此安排的用意。《太史公自序》：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8]

《李斯列传》：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9]

司马迁认为李斯是辅佐秦始皇成就帝业的“谋首”，自己亦得以位极人臣。但司马迁也对李斯提出了严苛的批评，说他虽然“知六艺之归”，却“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否定了李斯忠臣形象。

在司马迁的笔下，李斯有两件事最不忠于其君，一是沙丘之谋，诈立胡亥，在帝国继承人问题上不忠于秦始皇。二是上督责之书，阿谀秦二世，为保住自己的爵禄没有尽到忠臣的责任。

王子今曾专门讨论《荀子》《韩非子》中“忠”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他认为，在《荀子》和《韩非子》中，“忠”的理论得以总结和完善，而《商君书》和《吕氏春秋》等著作也无不强调臣子要对君主尽忠。此外，秦代专制政体的形成，也导致了“忠”的政治规范的定型。[10]李斯是荀子之徒，韩非同学，吕不韦舍人，他的思想当深受三者影响，可司马迁的笔下的李斯陷害同门、背叛先主，所作所为可谓不忠不义。《荀子·臣道》载：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11]

如果按照荀子理论，司马迁笔下的李斯不但不是“大忠”“次忠”“下忠”，反而与曹触龙一样，是“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的“国贼”。

可是，在《李斯列传》中，李斯却自认为是忠臣。他在《谏逐客书》说：“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12]即是向秦王表忠。李斯身居囹圄时的“仰天而叹”，其实亦可视为向秦二世表忠：

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13]

司马迁笔下的李斯以为秦二世“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又指责秦二世杀害忠臣。他自比关龙逢、王子比干和伍子胥，自以为“以忠死，宜矣”，却回避了自己背叛秦始皇之事。

《李斯列传》所载的沙丘之谋中，李斯也曾向赵高表露过要做忠臣的心迹。他说：

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

司马贞《索隐》：“斯言忠臣之节，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几尽忠不避死也。” [14]然而，就是这位刚表示完要“庶几尽忠不避死”的李斯，却经不住赵高三言两语的诱劝，随即背叛秦始皇，私立胡亥为太子。可以说，李斯对秦二世所谓的“忠”，恰恰是以对秦始皇的“不忠”为前提的。

对这种行为，司马迁当然以为不齿。为了衬托李斯的不忠，他还特意将太子扶苏和公子高的自杀放入《李斯列传》中详述，又借公子高的上书，道出“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15]之理，戳中李斯软肋，以两位忠臣孝子的决绝赴死与李斯背叛秦始皇时“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16]的表演两相对比。太史公之笔法，确实可谓“极得大体”，司马迁确实可谓“为古今文人中第一辣手”。

司马迁希望通过“察其本”，以给后人展示一个多面、复杂的李斯。而他对李斯形象的塑造也引导了此后两千余年对李斯的评价。

二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赵正书》为我们重新认识李斯提供了新的材料。《赵正书》中记载的秦末历史与《史记》有极大不同。对于《赵正书》与《史记》记载的抵牾，研究者均认为不能轻易彼此否定或强求统一。[17]我们赞同这种审慎的态度。而即便这些文献材料对秦代历史有所演绎，其背后隐藏的作者的历史观其实也值得我们重视。

《赵正书》的篇末说：

曰：“胡亥所谓不听閒（谏）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国亡。”[18]

由此可知，《赵正书》的主旨，在于指出胡亥“不听閒（谏）”，实际是劝导阅读者听谏纳善。而我们通过研读《赵正书》的一些细节可以发现，《赵正书》中的李斯是十足的忠臣形象。

与司马迁设置五叹六说类似，《赵正书》的作者塑造李斯的忠臣形象是以记录李斯奏言的方式展开的。这样的奏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秦始皇“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时：

秦始皇让李斯参与商讨帝国继承人问题，可见对李斯的重视。不过，秦始皇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李斯却并不完全信任。秦始皇的话表面上是哀怜“吾子之孤弱”和“吾蒙容之民”，其实重点在于强调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其后不胜大臣之分（纷）争，争侵主”[19]的现象，有敲山震虎的意味。李斯当然听出了秦始皇的弦外之音，他“昧死頓首言”的回答也十分巧妙：

李斯首先奉承秦始皇“万岁之（寿）尚未央”，然后陈说自己并不是秦人，但有幸得到秦始皇赏识，“以为粪土之臣，使教万民”。接着李斯陈述自己的功劳，表示已经鞠躬尽瘁，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如此尽心尽力，却“见疑如此”，只能“当（戮）死，以佨（报）于天下者也。”秦人本有“从死”的制度传统，但在秦献公时就已经废止。[20]李斯此时要求“从死”，当然只是展示一种尽忠的姿态，然而这一姿态的展示是十分必要的。

帝王临终托孤，是关系国家稳定的大事，也是考验君臣关系的试金石。历史上因托孤不慎导致政局动摇、君臣反目的故事举目皆是。即使是常为后人称道的白帝城托孤，君臣之间可能也充满戒备。刘备对诸葛亮所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21]的遗言，有学者认为是对诸葛亮的试探。明人章懋曾感叹说：“呜呼！昭烈于是失言矣。吾读陈寿书至此，未尝不深为孔明惧也。夫昭烈之为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操、懿待孔明也。吾不意‘鱼水君臣’而犹以智术相御有如是者。于托孤寄命之际而置嫌疑于其间，安在其能托孤也！”[22]明末清初人徐世溥《诸葛武侯无成论》也以为：“斯言也，昭烈之疑忌尽见，生平深险毕露。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23]

所谓“鱼水君臣”亦不免“以智术相御”。在即将病逝的秦始皇面前，李斯必须表现出万分忠诚，否则后果难料。李斯所谓的“佨（报）于天下”，其实可以理解为“报于陛下”。《赵正书》下文说：

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宭，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24]

我们不知道秦始皇的“流涕”是真的被李斯感动还是刻意的表演，但秦始皇“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之语，无疑给李斯吃了定心丸。对于继承人的人选，秦始皇以“吾子之孤弱”加以暗示，其实已经明了是胡亥。[25]如果我们再从上文分析的秦始皇对李斯不信任的角度考虑，李斯绝对不可能、也绝对不敢对帝国继承人提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赵正书》所述临终托孤故事中，秦始皇与李斯的对话机锋相对，李斯的表现堪称完美，其忠臣形象已跃然纸上。而《赵正书》也完全回避了胡亥诈立的版本，李斯参与谋立新帝，化身为托孤大臣，这就使《李斯列传》中所述的李斯最大之不忠在《赵正书》中不再成立。

《赵正书》中李斯的第二次奏言是在秦二世“欲杀丞相斯”时。李斯这段奏言自述“七宗罪”，与《李斯列传》所载李斯的狱中奏言大致相同，但是一些文句的用语和顺序则有所区别。牛运震以为这段奏言“朴直中自然峭肆，亦借为李斯佐秦事迹一总。”[26]中井积德认为“唯第七罪，为虚饰非实。”[27]不过，《李斯列传》说：“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28]宫崎市定认为，李斯狱中上书不可能被政府的史官保存，这篇上书是后人托名创作的。[29]这样的说法得到陈侃理的支持，他进一步认为李斯的奏言源自《赵正书》的某个抄本或同类的小说家言。[30]不论如何，正如凌稚隆所说，“李斯所谓七宗罪，乃自侈其极忠，反言以激二世耳。”[31]李斯自述的“七宗罪”完全是自陈其功，由此也表明了自己的忠心。

《李斯列传》中李斯自陈“七宗罪”时已身陷囹圄，是走向人生末途前的最后挣扎，但他仍然“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32]《赵正书》则在李斯自述“七宗罪”之后，又安排了更令人叹惋的第三次奏言。这次奏言是在李斯“且死”[33]之时：

李斯的这次奏言自称为“善言”，不过却出口不善，一开始就诅咒秦二世会随他而去，措辞相当激烈。他警告秦二世“变古乱常，不死必亡”，历数秦二世的种种过失，说他是“变古而乱常者”，虽未明言他会“不死必亡”，其实已暗含其意。所谓“酒肉之恶，安能食乎？破国亡家，善言之恶，安能用乎？”其实是告诉秦二世即使改正错误也已经为时已晚。李斯最后又重复强调了秦二世的过失，以“王勉之矣”的反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冤屈，而末尾“斯见其央（殃）今至矣”一句已几近绝望。

李斯作为臣下，如此诅咒君王，按常理实在不可想象，从中我们可以读出李斯作为忠臣的愤恨。可以说，这是李斯在生死关头的最后一搏，他故意用语狠毒，以激二世。《吕氏春秋·至忠》说：“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圣贤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说，不肖主之所诛也。”[34]李斯的奏言可谓“忠逆于耳，倒于心”，无奈二世并非贤主，李斯的至忠之言并没有让他幡然醒悟，虽然其后子婴又进谏劝说，仍然没有改变李斯被处死的命运。

这段陈词与上引《李斯列传》中李斯身居囹圄时的“仰天而叹”的文气十分类似。虽然二者语句基本没有相同之处，但均是发泄对秦二世的不满，用语都十分激烈。“仰天而叹”中李斯先直指秦二世为“不道之君”，又历数秦二世“夷其兄弟而自立”“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的过错，末尾“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一句与《赵正书》第三次奏言末尾的“斯见其央（殃）今至矣”异曲同工，对秦二世已经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在《李斯列传》中，司马迁是在“仰天而叹”之后，才记录了李斯自陈“七宗罪”的狱中上书，行文安排与《赵正书》恰好相反。比较来看，李斯的“仰天而叹”比自陈“七宗罪”的上书措辞更激烈、感情更丰沛，如果单从文章营造的烘托效果来看，《赵正书》将李斯“且死”之语置于自陈“七宗罪”之后的安排无疑更胜一筹。[3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斯列传》中全文引录了李斯阿谀秦二世的督责之书，这也成为李斯“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最有力证据。而在《赵正书》中此事却只字未提。此前已有学者怀疑督责之书并非李斯之作，而是后人为了贬低法家而伪造的。[36]我们推想《赵正书》作者不采督责之书的原因有三，一是作者可能没有见过督责之书；二是见过督责之书，但以之为伪，故不取；三是督责之书为真，但因其与李斯忠臣形象不符，故不取。

由以上论述可见，如果我们抛开对历史真实的探究，只探讨作者的创作用意的话，《赵正书》的作者很显然是在告诫君主要听谏，为此而塑造了李斯的忠臣的形象，以李斯的忠心，反衬秦二世的不听谏。而李斯的忠臣形象虽然与《李斯列传》不符，却很可能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

《李斯列传》“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已经明言“人皆以斯极忠”，可见汉代人对李斯的主流看法也许是“极忠”，但李斯却以“被五刑死”的悲惨结局收场，其冤屈不免令人同情。而在其余相关文献中，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到汉代人对李斯忠臣形象的认同。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自污入狱，刘邦将萧何与李斯对比，说：“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37]“有善归主，有恶自与”的李斯，确实是忠臣模样。《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又有“李斯竭忠，胡亥极刑”[38]之句。类似记载又见《法言·重黎》：

或问：“李斯尽忠，胡亥极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从浮大海，立赵高之邪说，废沙丘之正，阿意督责，焉用忠？”[39]

梁玉绳《史记志疑》：“《法言·重黎篇》有答或人李斯尽忠之问，当时盖有以为忠者，故邹阳曰‘李斯竭忠’。”[40]梁玉绳亦以为汉代有人认为李斯是忠臣，而扬雄的说法应是受到了司马迁的影响，才以为李斯不忠。又《说苑·杂言》载：

太公一合于周，而侯七百岁。孙叔敖一合于楚，而封十世。大夫种存亡越而霸句践，赐死于前；李斯积功于秦，而卒被五刑。尽忠忧君，危身安国，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绝，或以赐死而被刑，所慕所由异也。[41]

《说苑》将李斯与太公望、孙叔敖、大夫种并列，认为他们“尽忠忧君，危身安国，其功一也”，看来也是忠臣形象。

《李斯列传》中，赵高虽然希望找出“斯与子由谋反状”[42]，但从《李斯列传》所述李斯事迹来看，李斯根本没有谋反之心。李斯由一个上蔡布衣，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官居丞相，并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人生可谓成功。而三十余年间，李斯家族亦在李斯经营之下权势显赫、枝叶硕茂。《李斯列传》说：“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李斯家族与秦始皇家族有紧密的联姻，李由又在秦的重郡任职。李由告归咸阳时，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43]家族声势达到极盛。

李斯若不忠心，何必在秦国逐客时上书自陈？李斯若有谋反之心，沙丘之时可谓千载难逢的良机，李斯又何必与赵高合谋诈立胡亥？胡亥残杀自己的同胞公子和公主时，“相连坐者不可胜数”[44]，李斯的儿女必然会受到牵连，而李斯选择隐忍不发，其中或有其忠君观念的影响。而李斯入狱之时，李由仍身兼三川守之要职，处于镇压反秦义军的前线。若得知自己老父被囚，自己又受到无端审查，李由是否还会为保秦而力战也要打一个问号。通过李由抵抗至被反秦义军所杀一事来看，李由也没有谋反之心。

真实的李斯也许永远无法找回，但通过《赵正书》的记载，我们或许可以勾勒出与《李斯列传》大不相同的李斯脸谱。邢义田在《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自序中说：

所谓立体的历史，是三度空间整体的历史画面，由(1)文字和非文字的材料、经(2)历史研究和写作者的手，传递给(3)读者，三者互动而后产生。历史研究和写作者生产并传递画面。读者心中能有怎样的历史画面，是否生动立体，一方面取决于读者自己，一方面也取决于生产和传递者的喜好、能力、训练、眼光以及据以建构的画面。[45]

无论《李斯列传》还是《赵正书》，它们的作者对李斯的描绘可谓“生动立体”，而对这“生动立体”的画面背后的历史事实的判定，当然要持审慎的态度。面对不同的历史记载，除了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作者对历史素材的选取、编排，通过考察作者的观念和态度，来研究他们的历史观念。两千余年来，受司马迁的影响，李斯的忠臣形象日渐模糊在历史深处，而《赵正书》的出土为我们重新评判李斯，重新认识司马迁的笔法，重新思考汉代人的历史观念，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注释：

[1]李贽：《史纲评要》卷四《后秦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页。

[2]茅坤：《史记钞》卷五五，明泰昌元年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1620年。

[3]徐枋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居易堂集》卷一〇《书李斯传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

[4]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98页。

[5]李景星著，陆永品点校：《史记评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6]吴见思著，陆永品点校：《史记论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7]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九，第498页。

[8]《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5页。

[9]《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3页。

[10]王子今：《“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6—135页。

[11]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九《臣道》，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54—255页。

[12]《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5页。

[1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0—2561页。

[1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0—2551页。

[15]《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3页。

[16]《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0页。

[17]参见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赵化成《〈赵正书〉与〈史记〉相关记载异同之比较》，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9—302页；陈侃理《〈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日本中国史学会编集：《中國史學》第26卷，京都，朋友書店，2016年10月，第25—38页。

[18]本文所引《赵正书》简文，均出自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以下不再注出。

[19]“其后”之前的语句有所缺失，但我们可以推测秦始皇当是举例叙述历史上先主去世、新君孤弱之例。

[20]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周驯》“十一月更旦之训”中亦有关于秦人从死的内容。

[21]《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8页。

[22]章懋：《枫山章先生集》卷四《读蜀汉志》，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6—117页。参见王子今《诸葛亮的神话》，《千百年眼——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14—216页。

[23]王士祯《居易录》卷一二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此句原断作：“今道远而诏期宭（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整理者注释中又提出第二种断句，此以第二种断句为准。

[25]参见姚磊《北大藏汉简〈赵正书〉释文补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1期。

[26]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九，第502页。

[27]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卷八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30页。

[2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1页。

[29]宮崎市定：《史記李斯列伝を読む》，《東洋史研究》第35卷第4號，1977年3月，收入《宮崎市定全集》卷五，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第245—246页。

[30]陈侃理：《〈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

[31]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卷八七，第3330页。

[32]《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1页。牛运震以为此句“写李斯小人肺衷，委屈如见，亦正呆得可怜。”（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九，第502页）

[33]《赵正书》中出现两处“斯且死”，此是指第二处。

[34]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一《至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2—243页。

[35]《赵正书》没有竹简遗失，内容基本完整。整理者对《赵正书》简册的编连顺序也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

[36]安子毓：《李斯“督责之书”系伪作辨》，《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

[37]《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2018页。

[38]《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第2471页。

[39]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一五《重黎》，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2页。

[40]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22页。

[41]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一七《杂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10—411页。

[42]《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1页。

[4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7页。

[4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2页。

[45]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页。

本文原载于《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18年第2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文摘》2018年第2期转摘。引用请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