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智库是国内首家致力于中国宏观经济拐点研究和风险研究的独立智库机构，通过对宏观经济，金融，法律，风险等领域开展基于数据和量化模型的研究和探索，意在找到国民经济生活中，能够保障经济金融长期稳定发展的各类拐点即边界，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和企业经营谏言。作者简介：王丹，蒙格斯智库总经理。

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研究和管理人员，平日的书籍阅读常常充分考虑收益最大化原则：要么能服务于业务精进，要么能促进思维逻辑，最差也要能感悟人生愉悦身心。今年春节所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似乎都不符合以上原则。

这其中有个小插曲，2012年我还在法兰克福大学读书。经常光顾Bockenheimer Warte的一个旧书摊，摊上的书定价1-2欧元一本，相比于德国书店少则几十欧多则上百欧的定价，这里基本相当于白送，是学生党、煮妇、拄拐老先生的乐园。有一天，我看到了一本书叫“1587, Ein Jahr wie jedes andere: Der Niedergang der Ming”，直译过来是“1587，如每个不同年份的一年：明王朝的衰落”。当时稍微迟疑了一下，如果是一个王朝衰落的起点，那为什么又说它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一年呢？然而也仅是有这一秒钟的思考，我当时需要的是能帮助我系统巩固德语语法的书籍，比如叔本华华哥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时间轴再拉到今年，在年前选购书籍时，《万历十五年》作为历史类畅销书自动推荐给了我，简单翻翻简介，惊奇发现这本书原来是用英文写的，后来才翻回中文，它原来的名字叫“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直译为，“1587，不重要的一年：衰落中的明王朝”）。恍然大悟，原来记忆中那本奇怪的书竟是《万历十五年》！

读罢掩卷，作为一个历史门外汉，我不敢附庸风雅说它有多好，亦不能评价它从历史研究角度有何不足，但总觉得自己似乎得到了点什么启发。我觉得《万历十五年》讲的不是万历皇帝，也不是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它讲的和蒙格斯很类似，也是拐点，只不过是大历史观下的历史的拐点。

说到这里，不免简单介绍下蒙格斯智库主推的智力成果蒙格斯拐点，何谓拐点？蒙格斯智库学术总顾问朱小黄博士在《蒙格斯拐点及其学理》一文中曾提到“世界上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事情，都是一个过程，世界上也不存在是非分明的事情，同一件事不同的阶段意义不同。事物的未来总是处于不确定性状态并充满转折即拐点。”那么，我就简单结合蒙格斯拐点的理论逻辑，说说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如此平凡的一年，为何是历史的拐点。

一、所有的事物都有促进和阻止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的作用，并取决于程度

明太祖朱元璋创立明朝, 结束了蒙元的统治，恢复了汉唐正统。“暴霜露, 斩荆棘”才恢复汉人统治的明朝，异常重视儒家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在选拔人才上最突出的就是确立了“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 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标榜人文素养的文官集团。以文官集团为内核的国家机器起初运行得还不错，甚至可以说非常好。社会迅速从元末的战乱中恢复，人口显著增加，经济快速发展，此为“洪武之治”。

到万历十五年，皇帝已年满23，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15年了，而文官集团已经实质性统治帝国愈200年。20多岁的皇帝不敌200多年的制度，历史的拐点，帝国的命运从看似无关紧要的这一年悄然转向。对明早期社会繁荣稳定功不可没的文官集团对经济社会的阻碍作用开始影响帝国的方方面面。其本质原因在于，文官集团统治原则是稳定第一。他们极端重视稳定，以至于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帜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遏制任何不稳定因素，即便不稳定因素意味着发展和进步。

万历皇帝年幼继位，张居正做了十年内阁首辅，他励精图治，带来了帝国最后的光辉岁月。“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然而张居正的改革最终触犯了文官集团的集体利益，成为文官集团所不能容忍的不稳定因素。文官集团所善于的是从技术上的争端开始上升到道德层面，再由品行不端的道德问题进而再扩展到他的种种改革措施如何违背祖宗成宪及不合礼法等等。可以说和现如今流行的网络黑如出一辙。再清算过张居正之后，文官集团对准了刚刚准备展翅翱翔的年轻皇帝，使皇帝大事小事都不自在。小事上，就算皇帝退朝的时候双手随意摆动了一下，第二天就会有“言官"参上一本说其有失帝王风范。大事上，立最心爱的女人生的儿子作太子，文官集团标榜“立长不立幼, 立嫡不立长”！简直是这也不准那也死谏！更扎心的是几番较量后皇帝终于认识到文官集团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于是他开始消极怠政, 成为一名低碳宅男，有了历史上令人匪夷所思的皇帝三十年不上朝。

二、以德治国的悖论，阴阳失衡，走向黯淡拐点

黄仁宇先生写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万历十五年》讲了这样一个悖论，原本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和谐的儒教伦理, 如何成为误国的“罪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所谓“法律”根本不是近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法律, 从本质上说它们仅是儒家伦理的法典化,外加最高统治者的愿望。文官集团操刀的明朝法律及司法系统，可谓是“以德治国”的典范。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 上至皇帝, 下至普通百姓都是由一个个家族构成。黄仁宇先生很难同意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参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资本主义公式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交换为商品，以此往复。货币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因此整体来看，即使是在万历十五年，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中国仍然处于自然经济中。

在中国自然经济条件下, 要想维护这一庞大的宗族集团,有两个因素必不可少——土地和当官（而不是资本）。熟读儒家十三经的书生，在自己妻子、家族的全力支持下一旦金榜题名，第一件事就是通过自己权力来增加自己族群的土地，“一个人得中进士, 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 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 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同样地他会选拔家族后辈, 重走自己走过的路。否则，他就是“不忠不孝”、“无父无君”之人。可以说文官集团儒家伦理的阳面，和以宗族利益为核心的阴面，造成了以德治国的悖论。这个悖论不得解，并且阴面渐渐遮盖了阳面，帝国开始了黯淡的拐点。

最后再次引用朱小黄博士的话“短期的好（收益）常常预示着长期的不妥（风险），这几乎是一个定律。”历史常在无关紧要的节点悄然转变，推动这种转变的往往却又是曾经推动了历史进步的力量。如何把握好度，如何阴阳平衡，是值得思索的问题。万历十五年，如每个封建王朝的更迭一样，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老故事。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可以利用理论、数据、计量技术寻找各种拐点，努力校正偏差，可谓现代文明的重大进步。然而历史不是由模型和参数构成的精密系统，却是充满了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理想抱负、阴谋算计，因此历史的拐点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莫让革新因子消逝殆尽，给社会以自我调整的空间，这是《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最大启示。

2019年，与万历十五年同属猪，我在家乡中原小城看雪花静谧飘下，因不再远离故土漂泊海外而平静愉悦心满意足。曾经努力学习过的德语已经还给那个旧书摊，如今却有心性读些非功利性的“闲”书，略有思考略有感悟，我觉得我人生的“拐点”也要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