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遇“奉天之难”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唐德宗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宦官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李适以深深的刺激。慢慢地，李适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

兴元元年（784年），李适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贞元二年（786年），李适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反映出李适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年），李适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年），李适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李适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成为李适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李适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李适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李适还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方向他进贡。此外，李适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为了满足李适的贪欲，节度使以进奉为名，巧立各种名目，对百姓进行额外的剥削。节度使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每年进奉的钱财约为五十万缗，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贞元年间，宫中还以宦官为使，以低价强买百姓物品，称之为宫市。他们在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场所设置了数百东西张望的人，称为“白望”，他们察看人们出卖的物品，人们不敢询问他们的由来及讲论价钱的高低。一般是用价值一百钱的物品来换取价值几千的物品。他们用破旧的衣服布帛染上红紫色，按照尺寸付给卖主，还要勒索脚价钱。名为宫市，实为强夺。

《卖炭翁》是白居易《新乐府》组诗中的第三十二首，自注云：“苦宫市也。”白居易写作《新乐府》是在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这正是宫市为害最深的时候。他对宫市有十分的了解，对人民又有深切的同情，所以才能写出这首感人至深的《卖炭翁》来。“宫市”的“宫”指皇宫，“市”是买的意思。皇宫所需的物品，本来由官吏采买。中唐时期，宦官专权，横行无忌，连这种采购权也抓了过去，常有数十百人分布在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街坊，以低价强购货物，甚至不给分文，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及“脚价钱”。名为“宫市”，实际是一种公开的掠夺。

李适在建中（780年—783年）年间崇信奸相卢杞。当时尚父郭子仪患病，百官前去慰问，他都不叫侍妾退下。等听说卢杞到来，郭子仪叫侍妾都退下，独自倚着几案接待他。卢杞走后，家里人询问其中的缘故，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底险恶，左右的人见了他必定会笑话。如果这人得到大权，就会使我们宗族没有活着的人了。”卢杞不仅使颜真卿等忠臣身受其害，而且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乱。裴延龄是唐朝德宗李适当政中后期任用的权臣，裴延龄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贫困，大肆聚敛财物。裴延龄根本不会经营理财，一上任就向奸滑的老吏询问取巧之道，学到虚设政绩的办法之一，就是分设财库，分立账户。以唐朝的国库“左藏”多年来资产不清，不便核实盈亏为由，请列出其他库房，分设为负库、胜库、季库、月库。然后就多做假账，以虚充实，移花接木，虚报产值，蒙混李适，皇帝还以为启用了一个匡世的经济之才。可见，裴延龄弄景弄到空手套白狼的境界，玩虚玩到神乎其神的地步，可以堪称“编辑虚假统计数字”的鼻祖了。宰相陆贽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龄奸诈欺妄，不可信任，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将会招致祸乱，言语极为深切。但李适却不听忠告，反而贬斥陆贽等人。

贞元四年（788年）十一月，唐朝与回纥和亲，以咸安公主（李适第八女）下嫁回纥长寿天亲可汗。李适册命可汗为汨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并允许其改族名为“回鹘”。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诸王、亲戚都前来宫中向李适祝贺，唯独太子李诵因病无法前来，李适因而流泪哀叹，从此患病，并一天比一天加重，大约在二十多天中，内宫与外廷断了消息，都不知道李适与太子平安与否。同月二十三日，李适于会宁殿驾崩，享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