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简单讲了一下繁华大宋前的五代十国，今天再来讲一下大唐盛世前的南朝的经济发展。

公元420年东晋灭亡以后,大约一百七十年间,在原来东晋统治的江南地区,相继出现了几个王朝,即宋(公元420一公元479年)、齐(公元479公元502年)、梁(公元502-公元557年)陈(公元57-公元589年)四个政权。它们都以建康为国都,地处长江以南,所以,历史上统称为南朝。

东晋时期开始,我国北方黄河流域长期存在混乱局面,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相对地说,当时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比较安定。北方的劳动人民大量向南迁徙。“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从西晋末年到刘末时期,北方人民南移的有九十余万人,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这不但为此后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的先进生产技术。经过南迁的汉族劳动人民,原居南方的汉人以及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在孙吴、东晋原有的基础上,江南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从农业方面来说,已经改变了东晋以前的落后状态东晋初年,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着所谓“火耕水瓣的落后生产方法。所谓“火耕水耨”即每年春天烧去杂草,当做灰肥,不另施肥,然后灌水种稻,也不再中耕,草稻并生,稻仅高七、八寸,收获量很低。南朝时期虽然“燔茂草以为田”的现象仍很普遍,但主要已靠施用粪肥。加以北方先进工具的传播,水利事业发展很快,推广一年两熟制,使单位面积产量有很大提高。当时南方有不少著名的水利工程如芍陂(今安徽寿县),“原有良田万顷,堤堰久环”,宋、齐、梁三代重加修葺吴兴塘,可以“灌田二千余顷”在荆州筑获湖,“堰湖开浃,通引江水,田多收获。”特别是,这个时期出现一种“湖田,”筑堰围湖,排水成田,旱涝保收,产量很高。这种湖田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及会稽郡一带,所在多有。因此,江南的稻米产量逐渐超过北方。史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方成稔,则数郡忘饥。”反映出当时江南农业生产发展的面貌。《史记》所描述的江南一带,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情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手工业方面,首先是江南地区的冶铁技术有了显著提高。除普遍使用水力鼓风炉以外,还能把生铁与熟铁熔合在一起,反复加热锤打,炼成质量较纯的钢铁。这种冶炼法费工较少,成本较低,产量较多。炼出的钢铁可以打造刀剑,也可以打制镰刀等农具,对发展生产起着很大作用。当时,以造钢朴著名的上虞人谢平,和另一擅制刀剑的炼钢师黄文庆,并称为“中国绝手。”丹阳郡的永世县(今江苏溧阳)的铁岘山,剡县(今浙江嵊县)的三口山和江浸(令湖北武昌)的冶唐山都出产丰富的铁矿,也是冶铸兵器、农具的重要场所。梁武帝用铁堵塞浮山堰的决口,足可窥见南朝铁的总产量是很可观的。

其次,养蚕缫丝的技术也大为提高。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一年丝四、五熟”,永加郡(今浙江温州)养蚕一年八熟。刘宋时,关中许多织锦工迁到江南,南朝成立了专门管理丝织的锦署,从此江南的织锦业迅速发展起来了,虽然总的水平还赶不上北方,但确实已有了很大进步。

再看造纸,南朝发明了用藤皮造纸的方法,藤纸质地精细,还可以染上各种颜色。由于原料易得,成本较低,产量大增,纸已经完全代替了简、帛地位。东晋桓玄掌权时,曾下令政府机关“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王羲之一次送给谢安九万张纸,说明了用纸的普遍,而总产量一定也很大。

南朝时期是我国青瓷发展的重要阶毁,不仅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产量激增。青瓷烧造的主要地区在会稽郡,今浙江的绍兴山一带。所产青瓷,釉质厚润,器物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南朝青瓷制造的长足进步,为隋、唐青瓷的全盛时期打下了基础。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发达。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今汉口)建康、京口(今镇江)是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大城市,也是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其中建康更是南方的政治经济梁武帝时有二十八万多户户一人口当在一百万以上,商业尤为繁盛。公元40年建康次风灾,就毁坏船只上万条,可见城市繁荣和长江水运事业的发达程度。造船的技术水平相当高,已能制造载重两万斛(今两千吨位)的大船,比孙吴时载重一万斛的海船大一倍了。番禺(今广州)则是和海外诸国通商贸易的重要港口。贪官都把番禺任职看成肥缺,凡在这里做官的无不成为巨富以至有人说:“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反映出番属地区对外贸易之繁盛。

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汉族人民和南方少数民族人民共同长期开发的结果。同时,在南方进一步开发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得以密切交流,相互学习,直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于是,一向落后的江南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城的水平,南贫北富的局面开始扭转。正因如此,隋朝灭陈统一南北以后,才有必要开凿大运河,把南北经济联系起来。在这个基础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封建经济齐头并进,使全国范围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普遍的发展。这样,才产生出比起两汉更为强大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