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借鉴。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

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六年(632)，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

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

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岀。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

贞观元年(627)，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628) 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类似此例颇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

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