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八大家

一、左丘明

春秋时鲁国人，著有《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编年体史书创始人。他肯定“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一类的论理道德，他也从那些论理道德的观点出发肯定了“利民”和“卫社稷”一类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他批判了那些破坏论理道德的所谓“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左傅》隐公三年）之类的所谓“逆德”，他也批判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败行。这部书在思想上的进步性和局限性都从这些方面表现出来。二、司马迁

西汉人，作《史记》（人称《太史公书》），首创正史纪传体。《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他被称为“中国史学之父”。三、班固

东汉人，著《汉书》，开创断代史体例。字孟坚，陕西扶风人.。在其父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其妹班昭补续完成。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四、刘知几

唐代人，编著《史通》，我国第一个史学批评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高宗永隆元年(680)中进士，武周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他认为，史家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为重要。对著史强调直笔，“不掩恶，不虚美”，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所著《史通》20卷，是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著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在中国史学史上影响极大。五、杜佑

唐代中叶人，著有《通典》，为我国第一个记叙典章制度的通史。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二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他曾以三十六年的功力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撰成二百卷的巨著《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六、司马光

北宋人，编成《资治通鉴》，为编年史第一部巨著。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七、袁枢

南宋人，著《通鉴纪事本未》，创立了纪事本未的体裁。中国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创造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兼有纪传、编年二者优点，使“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析”，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两代多有仿作。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八、顾炎武

明清学者，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他研究经学、音韵、历史、地理等，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纪录翔实，对于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则又可看到作者对于祖国边陲的深切注意及其中蕴含着的爱国深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