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北方涌现出几十支农民反明政府军队伍，几年后，本属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独立出来，向南发展。1643年，张献忠反明军于攻占武昌，号称“大西王”，建立起大西农民政权。

张献忠占据武昌后，因与同为起义军的李自成军及明军左良玉所部相比，势力较弱，从而自感处于两虎之侧，遂南下武昌，率兵进占长沙，时为明崇祯十六年七月二日（1643年8月15日）。张献忠率大西军20万人分水陆两路向湖南进军。陆路连克咸宁、蒲圻、临湘；由水路南进的农民军亦连续攻克洪湖、嘉鱼到达岳州以北的城陵矶。并以水陆两路部队向岳州发起猛攻。岳州明军抵挡不住，明偏沅巡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等向长沙狼狈逃去。长沙北面门户洞开。

张献忠攻克岳州后，除分出部分兵力组成小部队深入湖南各州县活动外，大部主力则由他亲自率领，从陆路直指长沙，迅速攻下湘阴。八月二十二日（10月4日），大西军抵达长沙城下。

此时，长沙城内早已乱成一团。从荆州逃来的惠王朱常润和长沙的吉王朱慈煃一夕数惊，不知如何是好。湖广巡抚王聚奎慑于大西军的威势，根本不敢作战，只顾逃命。只有巡按御史刘熙柞、长沙推官蔡道宪等准备组织抵抗。但在大西军抵达长沙之前，刘熙祚、李乾德已护送吉王、惠王等逃向衡州，仅留下蔡道宪等守城。这时，大西军的水师营已经控制了长沙城北的三汊矾，并向北城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而陆上军队则已在戴家湖、白果林一带与官军总兵孔希贵部接战，很快就将孔希贵部包围歼灭。

据清谢道承编纂《福建通志》记载，蔡道宪，字元白，福建晋江人。崇祯丁丑进士。本来是要去云南大理府做推官，但又被朝廷改补为长沙府推官。大宪军围攻长沙时，重臣大帅均已遁走，蔡道誓死固守。明守城副总兵尹先民“夙称名弁”，蔡道宪“结之以卫民”。上年还到武汉做过乡试同考官的蔡道宪是明末难得的一个有治绩更有气节的官员，大西军亦知道这一点，很希望他能归顺，同时为了尽量减少攻城可能造成的损失，遂向长沙城内喊话，“军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蔡道宪虽孤军拒守，但拒绝投降，对城外大西军并以“强弩射之”，大西军战士在其组织的抵抗之下被射杀无数。大西军决定加强攻势，并迅速将全城包围。10月7日（八月二十五日），即长沙被围的第三天，明守城将领尹先民、何一德首先向大西军投诚，吉王府左丞黄明治“亦潜送款迎贼”，大西军胜利进入长沙。

蔡道宪[A1] 知独力难支，“乃整衣冠，北向泣拜”，随后为敌所擒。张献忠见到蔡道宪后，特意走下台阶，软中带硬地说：“我素知公，公勿自苦。”道宪厉声怒骂，张献忠将其“释而又缚，缚而又释者三”。又请来尹先民劝降，道宪见到他，气愤质问“朝廷何负尔而反”，然后朝其拳打脚踢，“复数贼罪大骂”。张献忠知道无法使其屈服，遂施以磔刑，即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道宪从容就戮，贼左右皆为流涕。“气垂绝，犹作忿恨声”。张献忠问：“何恨？”蔡曰：“恨不杀先民耳！”心血直溅会子手的脸上，行刑者为之昏仆。蔡道宪死时年仅29岁。道宪被杀后，衙卒林国俊、李师孔等九人侍立不去。张献忠降见他们降而不屈者，下令一律杀掉。前面的五位衙卒皆一一引颈受刑后，剩下的四人忽然站起来说：“愿葬主而后死。”敌人被他们的这种道义所感动，同意了其请求，“于是，四人解衣裹道宪体，血肉狼籍，点血在地，皆拭之。”将其葬于南城外醴陵陂后，“皆自经死”。张献忠下令将九人一起葬于蔡道宪坟旁。

清光绪《湖南通志》则记载了一位长沙女子在张献忠军攻陷长沙城时的事迹。当时兵吏皆逃，这位女子执戈登陴击贼。敌人对她喊话说：“官兵失守，汝女子何能为？”女子回答：“以愧天下男子者。”然后大骂而死。

大西军攻克长沙后，张献忠[A2]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那些坚持与起义军为敌的官僚予以坚决镇压，被俘后坚不肯降的长沙推官蔡道宪、逃往湘乡企图联系官军进行反抗的长沙举人冯一第都被处死。对那些放下武器并愿意与其合作的官员则继续任用。张献忠发布通告说：“孤提天兵临长沙，一日之内两府三州归顺。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带兵效顺，即愿前驱进取江西，孤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袭伯，所部将领皆为总兵。”宁乡县一个叫黎光照的官吏，在大西军到达时，主动逮捕知县向大西军投降，被张献忠任命为宁乡县知县。张献忠还十分注意招贤用能，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一是开科取士，二是个别吸收。当时，长沙有一位姓赵的武进士隐居不出。他臂力过人，能倒曳两头水牛。张献忠听说后，即遣“骑士厚币往迎”、“旌旗载道，车骑如云，鼓吹引前，武夫拥后，金币列庭，逊词征聘”，其场面十分隆重。赵遂欣然投附，被张献忠封为“二王”。张献忠还对部队进行了扩编，将原来的4营扩大为9营，“四营皆老卒，五营皆新附”。

当然，贪财无度的张献忠在长沙城内更是采取了大肆“搜括富室”的行动，这其中就包括吉王府。这位长沙吉王，据说是当时明朝分封各地的众多藩王中“最富”者。四川江口出水的金锭上刻“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五十两正吏杨旭匠赵”字样，充分证明张献忠确实在长沙城内进行过“搜括富室”的行动。此外，张献忠也采取了诸如免征三年钱粮，“散财赈贫，发粟赈饥”等措施。

明崇祯十七年（1644）元宵节前，已进入西安的“闯王”李自成志得意满，称孤道寡，建立了大顺政权。此时，偏处湖南一隅的“大西王”张献忠在长沙城内却召开了一次名为“长沙决策”的重要会议。本次会议主题关系着张献忠的军队将往何处去。

张献忠的养子张可望认为，湖南水陆交通十分发达，长沙之地四面受敌，无险可守，大军应顺江东下，夺取南京，争得龙盘虎踞之地。

军师汪兆麟则提出：明军重兵沿长江两岸，重兵防守，且武昌被明军将领左良玉攻占，南京驻有黄得功、刘良佐之部皆为劲敌。目前李自成正在北方与明军将领孙传庭过招。我们不如趁此时机，效法武侯诸葛亮夺取四川天府之国，称雄天下，至少也可像刘备一样，来个天下三分鼎立的局面。

四川乃“天府之国”，有“帝王之基”的美称。军师汪兆麟的提议，张献忠和众将领甚为认同，决计以四川为根据地，“然后兴师平定天下”。明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六日，即元宵节之次日，张献忠率水陆大军30万，木船万只，离开长沙，踏上了进军四川的征途，经荆州去了四川。在长沙（主要是王府中所搜括的金银财宝）和湖南各地搜括所得，自然也被张献珍带到了四川。这批金银财宝，因张献忠在四川最后兵败而沉于江底。

张献忠四川兵败沉银，不仅民间有传说，史书亦有记载。考古发掘表明，该批沉银主要集中在四川眉山彭山区江口，该处已获出水文物逾万件，360年来张献忠沉银的民间传说和历史文献记载得到实证确认。在这批出水文物中，有部分与湖南特别是长沙有关，四川眉山市警方破获的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中，即有来自长沙的金锭，即属于此处文物中之一种。

近年来，长沙市文物考古队对东牌楼及其附近进行考古发掘时，找到了吉王府宫殿地基以及吉王府内水井，也曾出土过大批珍贵文物，而唯独对金银财宝发现很少，其原因恐与张献忠不无关系，四川江口沉银中长沙财宝的出水与张献忠将长沙城内搜括到的财宝运往四川有着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