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关秦始皇的一些著名政论文章，如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皆有失偏颇。

贾谊是西汉初著名政论家、文学家，鲁迅曾称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过秦论》是贾谊的代表作之一，不仅气势磅礴，文采斐然，而且论证严密，说理透彻，堪称千古名篇。《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鲜明地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中心论点，其目的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的借鉴。正如作者在文尾揭示那样：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过秦论》是优秀政论文章，不是信史，然而，对于秦国历史缺少了解的人来说，《过秦论》就是秦国历史的真实和对秦政之失的客观表达，对人多有误导。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意思是说，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皇帝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六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然而，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不够确切。应该是“奋七世之余烈”，包括秦献公。

从秦穆公以后，在其他诸侯国进行封建改革的时候，秦国依然维持旧的奴隶制，使得秦国的社会发展落后于其他诸侯国。自秦厉公以后，即躁公（公元前442年至前429年）、怀公（公元前428年至前425年）、灵公（公元前424年至前415年）、简公（公元前414年至前400年）、惠公（公元前399年至前387年）、出子（公元前386年至前385年）几代国君统治时期，秦国日趋削弱，不断遭到外部打击，军事上屡屡失败。即秦孝公所说的“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

从公元前413年（秦简公二年）起，秦国就受到魏国攻击。这一年，魏大举进攻秦国，一直打到郑（陕西华县）。次年，魏国军队又占领秦的繁庞（陕西韩城东南）。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到前408年（秦简公七年），魏将吴起率兵攻取秦国的临晋（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郃阳（陕西郃阳东南）等城。魏国取得河西数城后，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原来，秦和魏本以黄河为界，在河西，魏国只有黄河边.的少梁（陕西韩城西少梁村）一城。但魏国取得上述一系列胜利后，河西之地全部归魏占有。魏设河西郡并筑城，派吴起守河西，成为插入秦国领土内的一把利剑。据记载，吴起“守河西，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在这种情况下，秦只能退守洛水，沿河修筑防御工事，建重泉城（今陕西蒲城）固守，与魏军对峙。秦国几次反攻均以失败而告终。魏据河西，遏制秦的扩张，成为秦心腹之患。

守旧势力长期把持权柄，抱残守缺，极大地阻碍了封建制的发展，使秦国与致力于改革的其他诸侯国相比明显落伍了，这是秦国连续六代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

秦献公即位，意味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他在位二十三年，是秦国奴隶制彻底改革，封建制逐步确立的标志性人物。秦献公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是正式废除人殉制。献公元年，就宣布“止从死”，正式明令禁止人殉制。虽然在秦穆公死时，这种野蛮的殉葬制度，就已受到人们的谴责，但在二百余年内，由于旧势力的强大和顽固，人殉制被没有被废除。废除人殉制度，对于赢得人心，提升国家形象，吸引东方列国人才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编制户籍。秦献公即位后十年，将全国人口按五家为一伍的单位编制起来，称为“户籍相伍”。这一编制具有重要意义，它取消了国人与野人的界限，凡秦国统治下的人民一律编入“伍”，在法律上承认了国人与野人处于同等地位，以便于征兵作战和相互监督。

三是迁国都。秦献公即位后，就将国都从雍迁往栎阳，下决心战胜魏国，经营东北。因为关中东部的黄河西岸已被魏国占领，秦国要发展必须先把魏国赶出河西，而秦都雍远在关中西部，有鞭长莫及之感。栎阳在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12.5公里的武家屯附近，离魏国很近，又是商业贸易繁盛、战略要冲之地，史称“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有利于同魏国的军事斗争。

四是推行郡县制。早在春秋时期，秦国就在边远地区设置带有军事性质的县，如“（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战国初期，随着领地的变化，秦国不断增置县，如公元前456年就设频阳县，公元前389年又在陕设县。到秦献公时，又集中地设了数县，如公元前379年把蒲、蓝田、善明氏改建为县，公元前374年在栎阳设县，当时栎阳是秦国首都，在首都设县具有特殊意义，说明秦惩以周弊，下决心废除诸侯分封制，实行县制，这为秦并天下后推行郡县制，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作了准备。

五是允许商业活动。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明令允许在国都内进行商业活动，这与奴隶制下的“工商食官”有本质的不同，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也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六是军事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在秦献公的治理下，秦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明显增强，同魏、韩、赵的军事较量，已由失败转向胜利。秦献公十九年，秦国出兵向韩、魏进攻，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秦献公二十一年，秦军深入河东，在石门与魏国大战，斩首六万，取得大胜。公元前362年，秦国趁魏国与韩国、赵国大战之机，进攻魏国，在少梁大败魏军，取得庞城，俘获魏将公孙痤。

秦献公卓有成效的改革和军事斗争，为商鞅变法做了铺垫，是秦国图强的基础。因此说，秦始皇应“奋七世之余烈，吞二周而亡诸侯”。七世中，论作用和贡献，除了秦孝公、惠文王、昭襄王，其他秦王如“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都无法与献公相比，况且献公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对秦国影响深远。

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将秦始皇与胡亥、子婴混为一谈，对秦始皇有失公允。

秦始皇统一天下前后，还是善于集思广益、倾听各种意见并察纳雅言的。

例一：秦始皇对尉缭的军事才华十分赏识，对尉缭恭敬备至，不仅让他享用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而且秦王在尉缭面前常常表现得十分谦卑。尉缭不主张轻易挑起战争，即使诛乱禁暴，也主张尽可能保持社会秩序安定，以至于兵不血刃而天下亲。他认为士气的高低，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体现了儒、法诸家合流的历史趋势。在分析天时、地利、人事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他反对卜筮迷信，强调人事作用，体现了唯物主义思想。他提出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其联合之策，离间其内部关系，这样做，不出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以离间计瓦解诸国合纵。他还总结了行军作战的一般原则、阵战的规则、军阵的形式以及军事纪律、相互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尉缭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从秦始皇时代统一战争的过程看，尉缭的军事思想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也大大加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比如，重用良将，用离间计瓦解合纵、铲除敌将，没有大规模坑杀降卒，以和平方式占领齐国，严肃军纪等，都贯穿于统一战争的过程之中。

例二：韩国的“疲秦”阴谋败露后，秦国的宗室大臣因为权力和利益的关系，也早已对在秦国的客卿不满，便进一步煽动说：“来自各诸侯国的客卿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为自己的国家而奔走，不如将所有的客卿统统赶走。”秦王政听从了这些意见，下了“逐客令”。闻此，包括李斯在内的从东方各国来秦的客卿皆惶恐不安，李斯为了保住自己在秦国的地位，赶紧写《谏逐客书》，上书秦王政。李斯虽是无节的政客，但才华横溢，是个文章大家，这篇《谏逐客书》写得出奇的好，文采斐然，说理透彻，打动人心。秦王政看见《谏逐客书》后，立即改变主张，撤销了逐客令。李斯不仅因此官复原职，而且以后更为秦王政所倚重。秦国仍旧保持着吸收并大胆使用外来客卿的传统，外来客卿也在秦国统一天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王政原本就是个爱才、惜才、用才的君主，对待一切服务于秦国的能人（大罪者除外），包括一些有过错或地位低的能人，他都能够包容和尊重。比如：对待统兵伐楚大败而归的李信将军，对待韩国奸细、水利专家郑国，对待出身微贱的姚贾和用尖刻语言斥责秦王政的焦茅，甚至在那个蔑视商人的时代，他对待大商人也很尊重。乌氏倮以畜牧发家，搞贩运牲畜贸易，“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清”；巴蜀寡妇清，世代以丹穴为业，家亦巨富，“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例三：秦始皇时期，每临大事，都要召开朝廷会议，亦即廷议，与会者既有大臣，也有诸生博士，在廷议上都可以敞开心扉，直抒胸臆，但几乎无人因言获罪，最后由始皇决断。如秦王政在秦军攻克燕国上都蓟城后，开始筹划进攻楚国的军事计划。在廷议中，秦王与诸位大臣将军纵论亡楚大计。

例四：始皇二十六年，王绾以丞相身份协助始皇主持了新建王朝的第一次朝廷会议。王绾率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确立了秦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郡县制，这种地方行政体制模式，对后世影响深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如何推行郡县制问题上，王绾和李斯有严重分歧。王绾在始皇二十六年的第二次朝廷会议上，向始皇提出了“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母以填（镇）之，请立诸子”的建议。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唯独李斯反对。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不能禁。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也认为李斯言之有理，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遂分天下以三十六郡。

例五：秦始皇对大臣、谋士的激烈言辞也很能包容。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闻也。今青臣又面谕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面对博士淳于越的严辞深责，秦始皇并未恼羞成怒，而是令臣下各抒己见。反倒是已为丞相的李斯，见淳于越当众反对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影射自己阿谀逢迎，不是忠臣，非常气愤，便有意偏离主题、扩大事态，抓住淳于越主张主张“师古“的言论大做文章。

秦始皇之独断，是建立在集思广益基础上的独断，虽有决策失误，这与时代局限、个人价值偏好有关，但秦始皇不禁人言，几乎无人因言获罪，不存在大臣、博士噤若寒蝉的问题。我对汉朝史学家著秦史，记载说秦始皇因人进谏而连杀几人，深表怀疑。后朝抹黑前朝，以证明本朝执政的合法性，无需论说。

柳宗元是唐代文学家，《封建论》是他创作的一篇政论文章，目的是针砭时弊，抑制藩镇。郡县制与分封制有本质不同。金景芳指出，分封制的原型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受封的对他所分得的土地都有直接统治权。食邑则不然，只是指定某一地的赋税作为某人的收入。至于某地的统治权，仍有君主派人去执行，食邑者不得干预。郡县制，封君列侯仅享有食邑租税之权，而且还要受所在地的地方官监督和管理。地方官无论血统，由朝廷任免，直接对朝廷负责，不存在世袭罔替，最大限度地解决了诸侯势力不断膨胀尾大不掉甚至与朝廷分庭抗礼的问题，它适合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强调指出封建制的形成是由于“势”，不是出于圣人之意。文章以周、秦、汉、唐四代史实作为依据，论证封建制的弊端：裂土分国，常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继世而理”，贤、不肖往往倒置；士大夫世食禄邑，堵塞贤者发挥才能的机会，远不如郡县制优越。他认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实行郡县制的优越性，无可否认，但问题是达致美好愿景总需要一些条件、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理想是丰满的，而现实是骨感的。一则寓言会给人以启示：一位哲学家批判船夫不懂哲学相当于失去生命的一半。而当一个巨浪打来，哲学家掉进河里大喊救命后，船夫反过来批评哲学家：你不会游泳，就相当于失去生命的全部。

丞相王绾在始皇二十六年的第二次朝廷会议上，向始皇提出了“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母以填（镇）之，请立诸子”的建议，因为李斯的反驳，秦始皇的否决，而没有实行。历来有人据此说王绾反对郡县制，赞成分封制，这是错误的。就大方向而言，李斯和始皇所言不谬，与王绾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但是有了正确的方向，还需要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策略和方法，否则，欲速则不达。王绾并没有反对在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的秦本土等地实行郡县制，只是担忧燕、齐、荆地远，“黔首未集附”，旧贵族残余势力伺机作乱复辟，这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需要暂行分封制，置王以增强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

秦虽并天下，但天下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有许多明隙暗纹，不及时加以弥补、焊接，很可能还会四分五裂，而李斯不察或根本不在意这些，只管开天窗、唱高调，蹈虚空、行急政，一刀切地推行郡县制，成为秦朝速亡的重要因素。急政，左也，超越现实，不接地气，非坏事不可。王绾的建议，务实而稳妥，表现出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远见卓识。

史书记载，项梁、项羽、张良、魏咎、张耳、陈余等，就在燕、齐、楚这些地区隐姓埋名，阴结党徒，并与游士广通声气，伺机而动，以恢复昔日的割据局面。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时，这些地方的旧贵族残余势力闻风而动，如项梁、项羽、景驹乘机起于楚，田儋、田荣、田假起于齐，韩广等燕国旧贵人、豪杰起于燕，各种反秦势力迅速合流，并不断扩大，终致起义烽火呈燎原之势不可遏止。其重要的原因是，秦始皇没有采纳王绾在这些地方置王的建议，导致这些地方各级政权组织缺少忠心和权威，武备松弛，社会控制力比较弱，而朝廷和强悍的禁卫军远在咸阳及其附近，且禁卫军不可轻易调动远征，主要军事力量又集中部署在上郡以北、五岭以南的边疆地区，鞭长莫及。正所谓：“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

然秦始皇没有采纳王绾的建议，但他与王绾有相似的忧虑。因此，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又“徒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且多次巡行四方，宣扬威德，教化天下。不过，这都不如“置王”有力有效。

班固说：“秦姗笑三代，荡灭古法，且自号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王绾的建议虽然没有被秦始皇采纳，但却在西汉初年，为刘邦付诸实施了。刘邦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以郡县为主体，郡国并行，在国家初创的脆弱稳定期，巩固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几百年的王朝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