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建松

温婉灵秀的江南自古多才女。鲜为人知的是,江南才女曾经创造了文学史上一项“世界奇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涌现了庞大的女性写作群体,有著作可考的女诗人就多达3000多位。目前,华东师范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正合作建设“明清妇女写作数据库”,对明清时期江南女性的著作进行文献整理汇编,并展开深入研究。

3000多位女诗人

“提起明清时期的女性,人们一般会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活得很艰难很可怜。事实上,不能以偏概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研究所所长胡晓明教授认为,明清时期,特别在18世纪,中国女性尤其是江南女性,“活得很温润很诗意”的不乏其人,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统计至少有3000多位女诗人。“从世界范围来看,18世纪英国女性应该是最有文化的,但英国也没有出现这么多留下著作的女诗人,这是中国江南女性创造的一个世界奇迹。”

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创作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诗经》。春秋战国时期,有鲁漆室女《处女吟》、陶婴《黄鹄之歌》、赵简子夫人《河激之歌》等女性创作的歌谣。汉魏时期,涌现了卓文君、班婕妤、徐淑、蔡琰、谢道韫、左芬等较有影响的女文人。唐宋时期,更出现了薛涛、鱼玄机、李冶、李清照、朱淑真等一大批女性文学巨匠。但直到明清,尤其在18世纪,我国女性文学创作整体上才走向新的里程碑,不仅人数众多,还呈现家族化、地域化、群体化的创作特征。

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中,共收录了4000多位中国历代女作家,全书共21卷,其中清代就占15卷,收录的女作家逾3600位。美国汉学家曼素恩根据《历代妇女著作考》对清代女作家的地域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70%以上都来自长江下游地区。如果扩大到安徽、江西等地,江南地区可考的明清女作家则有3000多人。

江南的环太湖流域是明清女作家分布最为集中地区。据学者统计,环太湖流域至少有35个文学家族出现了女性文人群体,“一家之中,祖孙、母女、婆媳、姊妹、姑嫂、妯娌,均系诗人、词人、文学家”的现象尤为多见。

例如,苏州地区横跨明清两代的吴江沈氏家族,先后出现了28位女性作家；常州地区横跨明清两代的毗陵庄氏家族,涌现了27位女性作家；湖州地区的家族女性文人群体也很多,包括德清俞氏、归安叶氏、乌程戴氏等。

大多数江南才女在家族浓厚的人文环境熏陶下成长,创作了诸多以诗、词为主的文学作品,并逐渐从闺内吟咏走向闺外唱和,在家族内外文人的帮助下,出版了诸多女性文学作品集,使家族女性文学作品得到广泛传播。

江南的闺秀诗社

明清时期,文士结社之风盛行,江南的闺秀诗人也纷纷建立诗社。据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与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付建舟研究,江南最早的女性文学社团可能要首推浙江祁氏家族诗会。

该诗会核心人物是传诵一时的美满夫妻商景兰和祁彪佳。商、祁两家均是诗书传家的江南望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祁家的澹生堂是江南的三大藏书楼之一,祁彪佳是明末藏书家、文学家。商祁家族才女辈出,诗会的主要成员是“二商四女两儿媳”。二商指商景兰、商景徽姊妹；四女指商景兰与祁彪佳所生三个女儿祁德渊、祁德琼、祁德菠和商景徽之女徐昭华；两儿媳指张德蕙、朱德蓉。此外还有商景兰的侄女商采。明亡之后,祁彪佳自沉殉国。商景兰寡居30年,操持家庭一切事物,继续主持祁氏家族诗会,带领子媳女儿等游园吟诗作赋、互相唱和,以诗为魂,维系大家庭的精气神。

“随园女弟子群”也是清朝乾隆、嘉庆时期著名的闺秀诗人群体。“随园老人”袁枚才华横溢,开创“性灵派”风靡一时。辞官归隐江南随园,德高望重,名盖东南。随园老人倡导人欲,反对封建礼教对女子身心的束缚,不受世俗眼光的限制,坚持“有教无类”。当时的闺阁才媛,争相成为随园女弟子。她们的文学作品以《随园诗话》《随园女弟子诗选》《随园轶事》等流传于世,形成中国古代女子文化教育的高峰。

明清时期,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教授上流人家女子的职业女性“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黄媛介,由于家境贫困,丈夫无力养家,凭自己的才学,以出售诗画、作馆授徒来维持全家人的生存。曾编撰《名媛诗话》的江南才女沈善宝,不仅在书中收录了多位曾做过闺塾师的女诗人,由于生活所迫,自己也做过闺塾师,以售书卖画来维持生计。她曾在《登舟叹》一诗中写道:“少小耽吟咏,东抹与西涂。既而学丹青,聊复自写娱。岂知陶情举,翻作谋生图。”

庞大的江南女性创作群体,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亦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研究认为,《红楼梦》的创作与当时繁荣的明清江南女性文化密不可分。明清江南才女文化“才德美”新型的品评模式、对“情”的追求、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位等特征,构成了《红楼梦》创作的时代背景,对《红楼梦》的女性形象塑造有着重要影响。

《红楼梦》中刻画了诸多“脂粉英雄”,创造了众多机会让女儿们各展才能,尤其是诗歌之才。如探春发帖组建的海棠社、湘云设螃蟹宴邀大家共吟菊花诗、黛玉重建桃花社、填制柳絮词,以及芦雪庵联句、中秋联句等场景,都折射了当时江南才女们的生活背景。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出身江南、容貌出众、诗才卓越、追求自我、红颜早逝等,都是当时江南才女的典型特性。此外,《红楼梦》还把薛宝琴刻画得极为完美,但她与书中人物、故事情节并未发生多大交集。曹雪芹为何要安排这样一位女性形象呢?

有专家认为,薛宝琴的出现正是要把读者的视线带出贾府,带到明清社会存在的江南才女群体中。曹雪芹如此刻意强调薛宝琴的完美无缺,其实正是要借薛宝琴展示江南才女群体的优秀性。薛宝琴是江南才女群体的抽象化象征:她不是个体的,而是代指一群生活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才女形象。

才女对家风的养成至关重要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江南地区缘何出现如此众多的才女?胡晓明认为,这与江南的社会文明程度、教育程度、社会化程度以及人的自由程度都有关联。

明清时期,江南的城市经济繁荣,出现庞大的市民阶层,新兴的市民思想对传统观念形成一定冲击。以袁枚为代表的士人阶层,逐渐把“文才”视为女性的美德之一,鼓励女性读书识字,进行文学创作,使“满腹诗书的女子在亲朋戚友和整个社会的眼中,是她的家学传统的继承者,是她书香门第深厚渊源的缩影。”在新观念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女子的文化教育,重视女性在文学书写上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女性文学发展。

胡晓明认为,明清时期江南才女们的写作,精致、细腻、敏锐、善感,充满了生命的真切诚挚之情、展现了人性的婉约幽渺之美、超逸空灵的韵致,具有一份日常生活的温馨与深婉,不仅对女性写作者自身有心灵治愈的作用,她们出嫁以后,对家族家风的养成更有至关重要作用。

“文明优雅的家风养成,诗书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温柔敦厚的文学素养不可缺失。江南女性写作的意义,正在于它不是单纯的私人写作,更不是文学家的专业写作和网络写手的商业写作,而是日常人生的真实生活、落实到家庭的文明养成。”胡晓明说。

“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明清时期家族女性的母教,在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下,还产生了“课训诗”这一新的诗歌题材。根据对象的不同,又分为“课子诗”与“课女诗”。

在“课子诗”中,母亲勉励与督促儿子:“处世毋忘修德业,立身慎莫坠家声。”“传家惟孝友,报国在诗书。世路崎岖险,投桃慎择交。”在读书、立身、择友、报国等方面,为儿子的人生指明方向。

在“课女诗”中,则侧重于伦理教化,对女儿进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闺范教育,规范女子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的角色职责,接受如何处理家政的训练,并负责维系家族内良好的人际互动。

“重建家风、门风,是新时代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深入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女性写作群体,不仅有助于鼓励现代女性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充分表达自我、形塑自我,培养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精神。更对现代家庭重建家风、门风,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胡晓明说。

他认为,明清江南女性文学繁荣背后的文化逻辑,是如何从“富”起来走向“美”起来?如何以优雅的文明,经营美好的生活?培育江南女性创作群体的世家大族,是在明清江南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渐渐造就的,渐渐由簪缨世族、商宦世族,转变而成文化世族。

自2007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对数十位江南女性的文献进行整理,迄今已出版了五编《江南女性别集》。并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选录了300余位历代中国女性作者的诗词作品600多篇,集纳出版了《历代女性诗词辞典》。与此同时,还承担了国家与地方的许多研究课题,对江南女性写作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