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1年，年已60的李渔回到金陵，打算趁难得的闲暇，写一部新奇、特别的书。李渔曾评价自己说，他这一生别无他好，就喜欢写书，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著书“瘾君子”。

现在，他的“著书癖”似乎又犯了。

尽管之前的李渔已写过几十部戏剧和小说，上千首诗词，对于写作，早已驾轻就熟。但这次不一样，他想，这本书一定要新奇，要特别。

说它新奇，是因为这书别人和自己从来没有写过。如果已经写过了，怎么能算新奇？说它特别，是这本书的主题一定要特别，决不能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孔孟道学或者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

换句话说，在这本即将付诸笔墨的书里，李渔既不屑模仿前人，也不想抄袭自己，纯粹是他一生所思所感精心熬炼出的一部珍品。

这部珍品，就是极负盛名的《闲情偶寄》。

严格说来，虽然此书一举奠定了李渔中国戏剧理论始祖的地位，但李渔在这书中，谈的主要不是戏，而是生活。

这个活了大半辈子，写了几十部畅销剧，开过芥子园，办过家庭戏班的传奇秀才，之所以把他的感悟和见解写下来，主要是想让后人学会生活，最好能把生活打理得如同心仪的姑娘那般活色生香，韵味无穷。

李渔为什么如此钟情于生活？以至于要把他的“生活秘籍”宣之天下？

可能在李渔看来，世界虽大，真正懂生活、会生活的人实在太少了。大家每天吃喝拉撒睡，只是惯性地活着，远远尝不出生活的真味。这些人就像蒙着眼睛走路，完全看不到生活的绚烂。

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李渔自己的心病。他似乎觉得生命不大靠得住，尤其是在不可预料的时代和偶然面前，那就更是靠不住。李渔本人曾写过不少的诗词，其中一句大概是说，浮生忽若寄，“朝人而暮鬼”。一个人早上可能还在朋友面前侃侃而谈，没准儿晚上就成了阎罗殿下的阴魂鬼魅。

这种人身极浮脆的感悟，李渔不是从书中淘来的，而是现实死亡留给他的心理后遗症。

一般人似乎很少有过濒临死亡的经历，然而一旦经历，可能永远都忘不掉。李渔也是如此。1646年，当大清军队攻占李渔家乡金华府的时候，他自家的房子和无数藏书被烧了不算，眼中所见的，尽是“城上人头落如雨”的恐怖景象。他的亲友们不是死，就是逃，以至于劫后余生的李渔，只能在“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亭。”

回首往事，李渔并没有直言当时内心的恐惧。他只是说，当年看杜甫写的诗，总以为杜甫笔下的安史之乱言过其实，直到自己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才发现，原来语言所能表达的，不过是真实苦痛的千万分之一。

说起来很滑稽，却又很现实。人活着的时候往往不知道生活是什么，非要贴着死亡走一走，把脖子搁在刀尖上磨一磨，才能体会生活的味道。

李渔本人曾熟读二十一史，我私下常想，那时的李渔，脑子里会不会突然想起秦朝的丞相李斯？想当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被腰斩咸阳，临刑前老泪纵横地问小儿子：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但怎么能够呢？人生只有一次，难道后悔就能重新来过？

无论想没想到李斯，侥幸逃生的李渔应该是把自己的余生念了又念。他可能会想，自己实在是该死。作为大明的子民，尤其是读书人，他难道不该为祖国而死？可他不敢死。当多尔衮“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作为一号文件下达的时候，深感屈辱的李渔难道不该为捍卫尊严而死？可他还是不敢死。

以当时正统士大夫的标准而言，李渔的这种种行为绝非一个“苟且”就能了事，那真是斯文扫地，廉耻丧尽，丢光了读书人的脸。尽管丢人的并非他一个，像钱谦益这些宗主级别的大佬也没能死节，但后来的李渔每次想起自己的贪生就面红耳热，称呼自己是“髡奴”。

问题是，所有的厚颜无耻，不就是为了这条命吗？所以，这条命很珍贵。他似乎觉得，如果不能好好活着，活个痛快，活出生命的真滋味，实在对不起自己为“它”忍受的种种屈辱。

赤足穿过死亡的火焰后，李渔也想明白了。所谓的名也好，利也好，不能没有，但名利富贵这东西，很多时候就像姑娘的贞操，不是想保就能保住的。真正重要的，不是名利，而是随性生活里所能及时享受的乐趣。

所以，李渔一生都不肯写悲剧。无论他写的30篇小说也好，存留于世的十部戏也罢，无一不是喜剧结尾。他自己的理由是，人生在世已经够辛苦了，每天日理万机，为生活往来奔波，一年之内能真正觉得开心的时光能有几许？

事实上，李渔不但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快乐，还想用他的笔管把这快乐输送给普通百姓。他甚而调侃自己：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因此，今天研究李渔的人，在挂上一大堆第一的名头之后，往往还不忘说一句，李渔是休闲文化的最早提倡者和践行者。

这样评价也不能说不对。

众所周知，中国的生活艺术里活得最精彩、最浪漫的一群人，大概要属魏晋的名士。然而那种名士风度只是精英阶层的游戏，是门阀大族里头的潇洒，平头百姓基本无缘参与，更谈不上普及。

李渔不同，他写的东西，与其说是给士大夫们看的，不如说是给普通人看的，与其说是给读书人看的，不如说是给不读书人看的，甚至妇女儿童也是他的理想读者。

他的文字，很少有什么子曰诗云，即便今天看来，也近乎白话。所以李渔的小说和戏剧在当时很畅销。畅销到什么地步呢？一部新作，数日之内，三千里外就能见到刻本。

真说起来，李渔之所以搬到南京，开办芥子园书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南京的书商盗版最为猖獗。李渔跑到南京不是为了欣赏六朝古都的风景，是和书商们交涉维权，“决一死战”去了。

前半生借戏剧和小说贩卖娱乐给大众，李渔觉得还不够。毕竟，小说和戏剧是故事，是传奇，很多有关生活的东西是没法说的。

到了60岁这年，他觉得应该作一部别样的书。这书应该是为生活而写，也应该为生活所用。薪尽而火传，唯有把自己一世的生活经验和趣味见解留给后人，这才不负此生。

于是就有了如此这般的《闲情偶寄》。这书很驳杂，也很世俗，因为谈的都是些吃喝玩乐的生活日常。

比如说，螃蟹要怎么吃才美味，酒用什么材质的杯子喝才有味道，家里要摆什么饰品才有情调，女人要怎么打扮才显风情，富人要如何享福，穷人又如何行乐，居家要怎么自在，旅游又如何舒坦，春秋如何逍遥，夏冬怎么颐养，等等等等。

从内容看，这本书甚至不能算作书。它更像一本生活操作指南，琐碎，但实用。按李渔的意思，一个人只要不是太傻，还想着把日子过得滋润一点，那最好拿上这书就能上手。

可能正因为如此，当李渔的小说、戏剧和诗词失去了许多读者之后，这部《闲情偶寄》却从他500万的文字里异峰突起，仿佛是郁郁葱葱的文字原野上，突然冒出的一朵鲜红，在娱乐为上的现代摇曳得格外千娇百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