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学史上，鲁迅和林语堂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文坛挚友。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在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大获成功之时，他和鲁迅近十年的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矛盾从一件小事开始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在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说：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支笔，走向却不同了。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因为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表示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书局)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林妻廖翠凤赶紧离开。筵席不欢而散。这本是件小事，但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送郁达夫宴会上不欢而散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风流倜傥，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无奈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他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语堂则点燃烟斗，也眯眯地笑了起来。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语堂灵机一动，“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根烟？”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林语堂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该骂的多着呢！”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林语堂笑着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杨杏佛事件扩大裂痕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还拿起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作战，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当场死亡。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民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不管这些，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夫人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

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林语堂没有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与林语堂的裂痕越来越大。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照理说，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鲁、林友情的终点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联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语相向。

林语堂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不料鲁迅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他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懋庸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