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五十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皇权与相权是政体中的一个主要矛盾，二者有时是互相促进、互相协调的，而有时又是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甚至互相排斥的，而相权的强弱则反应了中央皇权专制体制统治方式的变化，在历史上，有过四次削弱相权的事件，体现了皇权专制的不断强化的过程，是古代皇权与相权矛盾的典型案例，是很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重要的古代政治课题，对这课题的深入研究，不但有助于在政治管理方面扬弃古代的管理经验，而且也有利于中国现代企业吸取古代的管理教训，创造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新模式。

第一，汉武帝时期设立和强化了“内朝”的权力。

汉朝建立时，中央政权的专权程度没有后来那么高，中央权力相对比较分散。汉高祖刘邦为了分散相权，在机构设置上为皇帝和丞相设立了各自的秘书处。让“六尚”，即尚衣、尚事、尚冠、尚席、尚浴、尚书作为皇帝的秘书处，为皇帝服务，这内部的服务机构还是比较完善的；而丞相则设“十三曹”，即东曹、西曹、户曹、法曹、尉曹、兵曹、金曹、仓曹等，作为丞相府的秘书机构。而主要的政治事务还是有丞相府去处理的。汉初的几任丞相，如萧何、曹参、陈平等都干得很出色，萧何与留侯张良、齐王韩信被誉为汉初三杰，是治国能臣，因为他管理太出色，名气太大了，怕刘邦妒忌，便故意于关中地区横行不法，自毁名望；曹参是个聪明人，他管理朝政非常轻松，惠帝问他为何整天喝酩酊大醉，不理政事，曹参回答说：高帝已经平定天下，萧何制定好了调律。照他们的规则办就行了，不要随意更改，这不是挺好的？曹参深谙无为之道。陈平是个智谋之士，曹参无为，而陈平则用智谋治政，他与周勃平诸吕，功劳大，做丞相也是够格的，但阴谋多了些，不那么正派。汉初丞相中，只有王陵干得比较差，当了一年多的丞相，便被吕后拜为太傅，有职无权。

汉武帝画像

汉武帝时期，由于后宫势力干政的压力，也由于外戚干政的潜在威胁，又由于老臣把持朝政的压力，同时，更是为了消除相权对于皇权的威胁，汉武帝积极采取政治措施来削弱相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皇权专制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王朝的一个重要时期，是由“文景之治”时的“无为而治”的治政方略向“有为而治”的积极治理方略转换的时期，在政治指导思想上，汉初的“黄老之学”逐渐被董仲舒的积极进取的新儒学思想所取代，“天人感应”论和“君权神授”的政治哲学为汉武帝的政治统一追求提供了思想大一统的理论根据。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所以，文帝、景帝之后，在汉武帝的推动下，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经学以及经学传统，于是，汉代立了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而董仲舒这被视为“儒者宗”。

思想的大统一既获得了皇权专制的支持，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皇权专制。汉武帝执政之后，面临着皇帝与丞相的激化了的矛盾，而作为多疑而又强势的君王，汉武帝是绝不能容许相权变得强大的，于是，他积极采取措施抑制相权。

首先，汉武帝频繁撤换丞相，在他执政时期，丞相成了非常危险的职业。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共任命了十三位丞相，丞相频繁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武帝不让丞相真正能掌控朝中的权力，多数的丞相下场都不妙：第一任丞相建陵侯卫绾，算是默默无言在处理政事的，属于守道而不革新的，但由于在执政期间使无辜者冤死狱中，又年老生病，被令提前告老还乡了；接着，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任丞相，他想有所作为，比较敢干，当任相时得罪了窦太后，被罢黜相职，后来，他因替老将灌夫求情，欺骗了汉武帝而被处死；之后，汉武帝的舅舅田蚡，靠他的姐王皇后关系升为朝中高官，接着，当上了丞相，但田蚡有后宫王皇后作靠山，又因为是汉武帝的舅舅而自以为是，在朝中娇横跋扈，他因处死灌夫，并陷害窦婴，被窦婴告发，汉武帝也很讨厌他的这位舅舅揽权，于是，将田蚡罢免了，田蚡后来发疯而死；窦太后为了敢于朝中，任命了许昌为丞相，但后来窦太后一死，许昌很快便被汉武帝免去了丞相之职。其他的丞相下场也不妙，如庄青翟被连坐下狱，饮药自尽；李蔡、赵周自杀身亡；刘屈氂被腰斩；薛泽任职期间碌碌为为，任了几年相后亦便被免职；公孙弘老死在职位上，算是幸运的。汉武帝时期丞相的频繁更换，特别是丞相多数没有能善终，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汉武帝为了强化专制集权，正想方设法地在限制丞相的权力。强势的汉武帝知晓对汉初的政局是很了解的，他明白，在他执政之前，丞相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多疑、睿智又极力想专制的汉武帝，一直担心皇权旁落，而相权的强大对他来说是巨大的威胁。

其次，除了通过频繁更换丞相来抑制相权之外，汉武帝还采取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措施来强化皇权专制，这就是通过提升“尚书台”的权力来削弱相权。原本，在秦汉时，尚书只是少府的属官，掌管殿内文书，地位很低。汉武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治事，而尚书官署便提升为尚书台，后来的“五曹”有了官职和职能：“其一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常侍曹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主庶人上书事；主客曹主外国事。”（参看卫宏的《汉官旧仪》）尚书官员的权力显然被提高了，绝大多数政事由尚书台做出决策再交皇帝裁定，尚书台成了辅佐皇帝的决策机构。武帝之所以提升尚书台的权力，是因为尚书台官员只对皇帝一人负责，而且，这些官员原本就是从皇帝身边的亲近之人中选拔的，皇帝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且很容易掌控。

再次，尚书台权力的提升意味着汉武帝时期以政治制度的建设来抑制相权，他设立了“中朝”，《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之语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百石为外朝也。”由此，便形成了“内外朝”或“内外廷”。外廷是指有丞相领导的原本的中央政府机构，其官制主要由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和九卿以及其所属的官署组成。是中央政府常设的行政、司法和监察机构，是政体的核心行政系统。而外廷原来是皇宫内皇帝的私人随从所组成的伺侍从服务机构。后来“中朝”或内廷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原本属于外廷的皇帝的私人秘书性质的“尚书”，被移到了内廷，而成了尚书台的官员，内廷的尚书台由大司马领导，后来，“三公”也成了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尚书台设立之后，实际上便成了替代丞相府的“内朝”机构，这使得“外朝”的相权不断被削弱，以大司马为首的“内朝”权力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成了皇帝身边最信任的机构，而有权处理几乎所以的朝政，如此一来，丞相为首的“外朝”行政机构实际上变成了有职无权，后来甚至是名存实亡了。汉武帝便是以此来强化皇权专制。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内外朝廷”的分别实是加强尚书台官员的权责，是尚书台的官员成了辅佐皇帝决策的“内朝”权力机构。权力由“外”转向“内”，皇帝身边的亲信们的权力比丞相府官员的权力更大，大司马成了没有丞相名称的“宰相”。

汉武帝强化尚书台，设立“内朝”，削弱相权，这让中央专制政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一，通过设立和强化尚书台，削弱相权，以强化皇权专制，这确实让汉武帝比较顺利地实行皇权专制统治，这与他所推行的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是相呼应的，对内有利于削弱甚至取消诸侯王的权力；对外，有利于强化帝王统治，有利于集中国内的力量，打败匈奴，抵御外敌入侵。

其二，其消极意义也存在，比如，原本由官僚系统选拔上来的丞相府的官员和原来外朝的各部官员，他们原本是推行朝政的主要力量，现在却成了“外朝”的官员，逐渐变得有职而无权，变得无所事事，久而久之，这些“外朝”官员因为受到轻视而逐步变成了朝中消极抵抗的官僚队伍，这对于朝局的稳定，对于管理机制的健康运转是有阻碍作用的。“外朝”官员权力变小了，甚至没了权力，而他们又是走正道进官场的，当然会瞧不起和嫉妒“内朝”的官员，于是，内、外朝的矛盾便不可避免。

其三，内朝权力过度膨胀，而内朝官员通常是通过非正规渠道提拔上来的，他们大都资历较浅，在治国理政方面缺乏没有经验，而权力又特别大，职小权大，这很容易造成滥用权力。

其四，丞相府即其他“外朝”机构的权力因为弱化而变得无力对“内朝”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而且，内朝官员又在皇帝身边，依附于皇权，因而，“内朝”的尚书台等官署的官员权力不断膨胀。而有了权力，尚书台的吸引力就更大了，原本尚书台是从“外朝”引官员入内的，当尚书台成了“内朝”的机构之后，朝中的外戚，还有宫中的宦官等就开始能于其中就职了，渐渐地便有外戚或宦官掌握尚书台的权力，于是便演化为外戚和宦官执管朝政的局势，而西汉末便演化为王莽篡权，汉王朝遇上大难。

其四，实际上，汉武帝虽然加强了专制皇权，抑制了相权，强化了尚书台，让中央集权的管理机制更通畅，让他也能更得心应手地推行其政治策略，这对于提高汉武帝的政绩是大大有利的，但是，后来“内朝”大司马“领尚书事”之后，“内朝”官员权力膨胀，实际上是养成了一种潜伏在皇帝身边的更危险的“相权”，从后来西汉末和东汉中晚期的朝政腐败来看，汉武帝去相权，强化尚书台，其实是培养了一种更坏更具破坏作用的“相权”。

政治权力的发展经常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强势的汉武帝，抑制丞相，防止后宫干政，最后却导致了他的子孙们最终无法消除外戚、后宫和宦官专权，大汉王朝最终也衰亡了。

第二，刘秀时期，“官小权大”的政治机制导致了宦官专权。

东汉初年，刘秀立国时政绩显著，他面对着豪强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通过十二年艰苦奋战，终于荡平群雄，重新实现国家统一。刘秀的统一大业来之不易，他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不气馁，不放弃，战略清晰，战术得当，善用人才，所以最终取得成功。而在平定动乱之后，他励精图治，勤勉治政，在政治上，改革官制，整饬吏治，精简结构，优待功臣；在经济上，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文化上，复兴儒学，推崇德性、气节，其所开创之局面被认为是“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期。他创造了“光武中兴”的局势，是很有成就的。

光武帝画像

在政治改革上，刘秀竭力巩固和强化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他采取了种种强化皇权的政治措施，将汉武帝时期的皇权专制制度推向新的高度：

首先，东汉不设丞相，并逐渐弱化“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的权力，历史上，刘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是很有名的中央体制改革。自刘秀起，“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参见《后汉书·仲长统传》）也就是说，东汉初，“三公”的权力越来越被弱化，其治政权力逐渐转到了台阁，“三公”原本握有实权，而后来成了有职无权的虚职了。

其次，刘秀将“尚书”的职权范围和机构进一步扩大，强化了“尚书台”的权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尚书台的官员权力非常大，朝中一切政务基本上都归尚书台处理；二是尚书台官员直接听命于皇帝，有权向皇帝直接汇报，他们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三是尚书台的职官由官阶低的官员来担任，这便于控制，避免成为对皇帝有威胁的权臣，而他们对皇帝很顺从，基本上保持着皇帝身边秘书的身份，更受皇帝的信任；四是尚书台官员“官小权大”，在其他官员面前非常威风，皇帝将自己穿过的四季衣服赐给尚书令，这被认为是极大的荣耀，而且，当朝的“三公”、“九卿”、大夫以及五营校尉等，若于复道中遇见尚书卜射、尚书左右丞等尚书台官员，需回车避让。每逢大典时，尚书令与司隶校尉、御史大夫中丞皆专席而坐，称“三独坐”；五是尚书令的助手为尚书卜射，秩六百石，在尚书令不在时可代理尚书之职，并掌廪假钱谷之事，此外，还置尚书左、右丞，秩各四百石。六是尚书台分六曹，分别为：三公曹，设三公尚书二人，执掌三公文书、年终考课即选举斋祀诸事；吏曹，主常侍、黄门、和御史等事；二千石曹，掌中郎官水火、盗贼、词讼、罪管；民曹，掌修造建筑，并负责池、苑、囿、范围之内的治安警卫之事；客曹，掌护卫天子出猎，以及边地少数民族往来中原之事。因“客曹”分南北，于是成“六曹”。各曹设尚书侍郎六人，共三十六侍郎，掌起草文书，秩皆四百石。

尚书台的设置，使西汉中期以来较为松散的尚书组织被进一步强化，在其内部开始出现专门化的政务管理机构，而其官员的职责也更明晰和固定化。尚书台关于出纳王命和人事权力的职掌，使其权力非常大，而尚书令秩虽低却位尊权重，可秉承皇帝旨意，参与朝廷重大事务的决策。当时，朝廷上的事，事无巨细，皆在尚书台的管理范围之内，尚书令、尚书卜射权重于“三公”，直接听命于皇帝，实际上，他们相当于具有原来“丞相府”的职权。东汉对尚书台的强化充分体现了“官小权大”政治机制特殊效能，这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抑制相权，巩固皇权的目的，对于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种“官小权大”政治机制形成却也潜伏着危机，最后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危害之一，当皇权专制统治达到了一定的高峰之后，中央管理机制缺少了相权的制衡，缺少了“三公”对于皇权平衡功能，使皇权专制统治走向其反面，给了原本依附于皇权的宦官提供了专权的制度便利。当皇权出现了超强专制状态，朝廷官员缺少权力，而尚书台的官员官阶虽低，但因依附于皇权并靠近皇帝，便于揽权。这就为皇帝身边的人创造了掌控尚书台，把持朝政的机会。尚书令和尚书卜射等威权显赫，“三公”、“九卿”、大夫于复道相遇都须避之，这便是一种专权的信号。尚书台官员依托皇帝，狐假虎威，仗皇帝之势，欺压朝臣，其专权的趋势渐渐严重。

危害之二，尚书台秩虽低却位尊权重，这让依附于皇帝的宦官们有进入核心权力机构的极好机会。东汉初，尚书台的官员用的还有朝中官僚，而渐渐的，宦官也开始进入尚书台，到东汉中期，尚书台的内官不再由别的官员来担任，而是全部用宦官。而当宦官们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等头衔之后，便能指挥、控制尚书台，成了把持朝政的权臣，而当他们掌控了尚书台之后，实际上就等于控制了中央政府的政权，后来，专权的宦官们便逐渐架空皇帝，专权擅政，专横跋扈，成了朝中的第一大势力。宦官掌控了尚书台，便利用其参与皇帝决策和执掌人事等权力，掌控朝廷的要害部门，特别是掌控禁军和其他军队，于是，东汉中后期，便出现了宦官专权，彻底掌控朝局的腐败政局，东汉逐渐走向衰败。

危害之三，尚书台由皇帝身边的人执掌，而他们对皇室的情况既熟悉又有直接的厉害关系，这便造成了尚书台官员对于王朝的继位问题十分敏感，也拥有干预的条件。当宦官掌控了尚书台，宦官专权便成了事实。而宦官们便有干预皇帝继位的重大政事，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废太子，扶持新王子；甚至杀幼帝，换新帝等等，原本是维护皇权专制所实行的“职微权重”尚书台设置，后来变成了危害皇室的可怕权力机构，宦官专制大大削弱了皇权，宦官直接掌控着中央政府的核心决策权力，皇权名存实亡。

危害之四，年幼的皇帝继位之后，年轻的皇太后没有从政经验，往往利用外戚来辅佐年幼的皇帝，而外戚自然就进入了权力中心。东汉尚书台的设置，也为外戚揽权提供了机会。东汉王朝，继位的皇帝都是年龄比较小的，小皇帝轮流坐皇位，从和帝开始，多是幼小的皇帝登基，年轻的太后临朝，这为外戚干政创造了机会。后宫干政和外戚揽权成了东汉中后期的政坛常态，这不能不说与汉初强化尚书台，削弱相权，弱化“三公”权力是有密切关系的，刘秀的意愿是强化皇权专制，但到了东汉中后期，朝局却走向了与他意愿相反的方向：宦官专权，或后宫干政，或外戚把持朝政，小皇帝们都被架空了。

第三，朱元璋、朱棣时期，削弱相权转为强化内阁，也增强了宦官的权力。

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权是专制政权的最高代表，而宰相是整个官僚群体的代表，皇权在行使其自上而下的管理权力，而其专制的特点必然引发其与整个的官僚机构的矛盾，皇帝要掌握要更多的实权，百官的权力就必然受到削弱，如此一来，统治结构中，皇权与作为百官权力代表的相权，自然就产生了矛盾，而且矛盾经常会激化。皇帝与百官发生冲突时，宰相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很自然的，皇帝便要想方设法削弱相权，以强化皇权专制统治。所以，强势的皇帝往往先拿宰相开刀，因为去相权方能巩固皇权。

朱棣画像

可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机构建立之后，因为其长期的运行会有相对的稳定性，宰相管理朝政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管理机制，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遇到皇帝要削弱权力，自然是不愿意的，相权本来就对皇权具有一定的制约性，宰相是不会自己放下权力的，于是，皇帝与宰相的矛盾就激化了，这不仅仅是皇帝与宰相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代表着皇权与百官的矛盾，所以，矛盾斗争的结果，往往影响非常大。

明初，朱元璋削除相权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而胡惟庸是当时历史事件中代表被铲除的一方的主角。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得到李善长的推荐，并得到朱元璋的批准，任右丞相，开始掌有相权，而李善长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明朝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又是胡惟庸的同乡和姻亲，胡惟庸能获得李善长的支持，表明他在朝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掌控丞相府的权力，时间长达七年。任期时间长，使得胡惟庸有机会在朝中大肆培植朋党，竭力打击异己，因而，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也不断膨胀。如此一来，相权在朝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势程度，左相胡惟庸独断专行，后来竟到了对皇权视若不见的程度。胡惟庸有李善长为首的强势的淮西朋党集团作后盾，使得他在政务、财政、任免、赏罚等重大问题上，常常不将决策建议上呈皇帝决断，自个儿就独立处理了，这对于胡惟庸来说，是维护相权的强势状态，是相权显赫的标志，也是作为左丞相的荣耀。

可是，问题来了，明朝强势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相权的不断膨胀能视若不见吗？对淮西朋党集团通过相权强化所表现出来的强势政治力量能一直容忍吗？

对于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来说，绝对是不能容许对于专制皇权的挑战的，相权也好，淮西朋党集团也好，只要是威胁到皇权专制统治的，都是必须被铲除的。当朱元璋遇到了丞相专权、皇权旁落的极大危机时，他是不可能不出手的。对此，胡惟庸或因为权力欲太强，他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及时明白。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危机爆发，事件的起因是，当时，胡惟庸称他府中旧宅井里涌出醴泉，他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于是，他很诚意地邀请朱元璋前往他府中观赏，朱元璋欣然接受，本来，这是臣子表忠心，皇帝体贴臣子的一件好事。然而，当朱元璋等走至西华门时，朱元璋身边的太监突然看到胡府上空尘土飞扬，这位太监担心胡惟庸府中藏有兵将，认为有杀气表露，于是，力劝朱元璋返回皇宫。

回宫之后，朱元璋借机出手，他传旨捉捕胡惟庸，并以胡惟庸“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天便将其处死，胡惟庸的跟随者陈宁等也被处死。之后，朱元璋将“胡惟庸案”扩大，把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李善长等开国功臣也牵涉进去了，据说，胡惟庸案株连极广，牵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

历史上对“胡惟庸案”有不同的评价，有批评者认为，胡惟庸把持朝政，专横跋扈，并有淮西朋党集团的支持，有谋反之心，被铲除是必然的，也是他罪有应得，只是案件扩大化了，有失误之处；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说胡惟庸谋反缺乏事实根据，因为明代史籍中所载的关于“胡惟庸案”出现了不少的矛盾之处，表明胡惟庸谋反与事实不符。这一种观点认为，胡惟庸是专权擅政，但谋反之说极可能是朱元璋因对相权威胁而感到恐惧所编造的说辞，其目的是借机清除胡惟庸等，抑制淮西朋党集团对皇权的威胁，至于“胡惟庸案”的扩大化，完全是朱元璋在滥杀无辜。

其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朱元璋铲除胡惟庸等，就是为了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为了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以强化皇权专制集权体制。事实上，朱元璋在办完“胡惟庸案”不久，便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这其实是把最高决策权收归于皇帝，并且由皇帝来亲自掌管“六部”，“六部”官员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自此，皇帝等于兼任了宰相职务。

废丞相，去相权，掌“六部”，这使皇权专制达到了高峰状态。朱元璋是以解除相权的方式来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但这一种解决方式未必是一种好办法。缺乏宰相的辅佐，皇帝自己掌管“六部”，这便使皇帝陷于繁杂的事务中，因政事太多，会被累得精疲力尽，因为，也缺少精力和时间来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这可谓是得不偿失。而且，由于失去了宰相的制衡，皇权专制体制很容易走向腐败。

撤销丞相不久，明太祖朱元璋便被繁杂的政务压得喘不过气，朱元璋在取消丞相的当年，便采取了补救措施。朱元璋任命几位老成儒者为“四辅官”，但是，这些老儒缺乏实际处事能力，在废相第二年，朱元璋又任用一些新进士和翰林学士，帮助处理文书工作，这便是内阁制度的萌芽期。后来，朱棣夺权后，在皇宫的东阁开辟了办公处，从翰林院挑选年轻官员作为秘书，而这些年轻官员便成了皇帝的心腹，朱棣让他们逐步参与议论政事，后来，有关立储、用人、赋税等重大国家事务也都让他们参议，渐渐的，这些学士们便有了一定的参议权，于是，内阁也就初步形成。朱高炽登基后，提高东阁学士的行政地位，阁权也随之增大。朱瞻基即位后，内阁制度的得到基本确立，内阁大学士政治地位又进一步得到提高，渐渐高于各部尚书。其中，内阁大学士政治地位高的一个重要表现便便是掌握了“票拟权”，即：全国各地报上来的各类奏章，在呈递皇帝批示之前，先送至内阁让大学士们先进行审阅，并在审阅后代皇帝拟好批答谕旨，而后将其贴在奏章上，再呈送皇帝裁决。表面上，这只是“票拟”，而实际上，这是“票拟批答”，内阁成员基本上是按自己的意愿来进行“票拟”的，这从本质上看是在替皇帝作判断，皇帝如觉得所你的“批答”可行，便会朱批下旨执行。这种“票拟批答”实际上是让内阁成员拥有了参与决策的权力。

嘉靖时期，内阁形成了首辅制，这标志着内阁制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内阁首辅虽没有宰相之名，但实际上已拥相当于宰相的权力。比如，万历年间，张居正、高拱作为内阁首辅，其权力甚至比宰相还大。万历年间，相权大大地反弹了，当时的皇权甚至还没有相权强大，相权明显地盖过了皇权。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汉初铲除了胡惟庸的相权，其目的是加强皇权专制，而到了万历年间，其内阁首辅的权力并不比汉初丞相的权力小。这是朱元璋最不愿意看到了，朱元璋铲除了强权，但他的子孙们，却又以内阁首辅的方式，把朝中的权力给了大臣。张居正在朝中的权势，一点也不会输给胡惟庸，这局面，一定是大大的出乎朱元璋所料。

而且，内阁首辅的权力过大，所带来的后遗症也是非常严重的，朝臣的党争让朝政变得非常糟糕，皇帝长期不临朝听政，而阁僚们为争夺权力长期争斗、角逐，权臣们你死我活的斗争使明王朝内耗非常严重，大臣们根本就无心治理朝政，明朝越变得越来越腐败了，而宦官却乘机专权擅政，骄横跋扈。比如，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由高拱执政时期的铁杆亲信张四维继任首辅，张四维便利用首辅的权力，借着明神宗朱翊钧对张居正的不满情绪，对张居正展开了疯狂报复，将张居正抄家，几乎灭族。此后，明神宗执政后期荒于政事，二十多年不再上朝，中央权力运转几乎停摆，而且，党争长期持续，宦官干政，导致朝政日益腐败，致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第四，雍正时期，军机处彻底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强化了专制皇权，专制制度彻底走向腐败。

清代在政体上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体制，当然，清王朝也结合满族的管理体制，有了一些管理体制上的新内容。比如，皇太极时期，设置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本来，这是一个最高统治集团参与决策的会议机制，可是，在清初由于清军刚入关，朝局不是很稳定，加上顺治帝信佛等多方面原因，议政王大臣会议并没有明显发挥作用。康熙灭了鳌拜集团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却因为缺少活动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康熙亲政之后，想必他不希望清朝的老臣们干预朝政，于是，他便在皇宫内乾清宫旁边的南书房设立了办事处，自此，仿照明朝所设置的内阁便不再发挥机要秘书处的作用，而南书房成了决策中心。康熙将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由内阁转移到南书房，这实际上是想削弱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权力，加强皇权专制。

雍正帝画像

到了雍正时期，由于满足当时西北战事的需要，雍正四年，在皇宫内隆宗门内设立“军需房”，后来，“军需房”改为“军机房”，再后来又改为“军机处”，起初，这一机构的设立是为了方便快捷和机密地处理军机大事，后来逐步发展为治政中心。军机处设置首席军机大臣一人，军机大臣行走、军机章京等若干人。军机大臣主要为皇帝提供咨询；而军机章京主要负责草拟谕旨，其权力不小，被称为“小军机”。军机处的官员扮演着参政议政、传达皇命、监督机密文书运转的角色，军机处的官员是皇帝身边的工作班子，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其权力不小。

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其发展过程是一个逐步去相权的过程，到了军机处的设立，实际上是使皇帝集权专制达到了顶峰状态，从长期的历史发展来看，由丞相到中书省，再到内阁，再到军机处，这是一步步在削弱宰相的权力，也是不断地在强化皇权专制统治。到雍正时期，中央政府以军机处为朝政运转的主要枢纽，封建王朝的权力专制已走到了绝顶，再也无法往前走了。这也意味着清朝的超强的专权已经为清王朝的灭亡埋下了巨大隐患，而到了慈禧太后专权时，清王朝实际上已经腐烂透了。

第五，历史上削弱相权对政体的影响和值得关注的历史教训。

首先，从汉武帝时期设立“中朝”，到东汉刘秀强化尚书台的权力，再到明朝废除丞相而设立内阁，最后到清朝雍正时设立了军机处，这是一个不断削弱相权而强化皇权专制的历史过程。为了巩固和强化皇权专制，从汉武帝到刘秀，从朱元璋、朱棣到康熙、雍正，坐在最高权力的位置上还费尽心思，他们极力维护其至高无上的权力，总是担忧着相权会对皇权构成威胁，竭力想削弱相权。可是，在皇权得到强化之后，相权并没有真正退出政体，反而都会有反弹，在不同时期，相权总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或隐或显地在中国延续了近二千年。古代中国政体中，宰相制度基本上是延续着的，只不过其名称不一样而已，宰相的角色由各种职务的大臣来扮演，如太宰、太师、相邦、相国、大良造、丞相、大司马、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首辅、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等，他们大都拥有宰相的权力，可见，皇权实际上是离不开相权的，因为皇权一旦离开了相权，皇权专制达到绝对化程度，专制王朝也就基本上失去了正常运转的效能了，王朝离寿终正寝也就不远了。明清时期，古代皇权专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在中央管理体制上废除了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负责政务的决策，并直接统辖行政部门，政权也就到了最腐败的状态了，其政治的腐败导致了王朝的衰亡。明崇祯皇帝会吊死在海棠树上，而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都是很明显的事例，当相权被彻底废除，皇权也就失去了其持续存在的生命力。

其次，汉代以前，丞相在朝中有实际的权力，而且有比较自由的行使权力的空间，一般说来，当时的皇帝对宰相也比较尊重，虽然皇权与相权也有矛盾，但双方在矛盾中有配合、协调、协作，相权真正地起到了辅佐皇权的积极作用；到汉武帝之后，“中朝”的设立，皇权得到了强化，而相权却不断地萎缩；魏晋至宋时，相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但其实只是在调整，相权并没有真正得到加强。明清时，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状态，而相权被最大程度的弱化，而皇权缺少了牵制和平衡，朝廷日益腐败，最终，皇权专制体制也就走向了终结。

再次，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极其发展史表明：王朝的发展状态与相权作用的发挥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古代中央管理体制中，如果皇权与相权的权责比较分明，二者处于一种互相制衡、牵制的合理设置中，那么，王朝的发展一般来讲就比较健康；反之，如果皇权的专制控制走向极端，相权极大弱化甚至被废除，管理体制就会因绝对的专权而被窒息，政治生态便会成为一潭死水，活力也就没有了，政治机制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就不存在了，最后只有走向灭亡；此外，相权如果过分膨胀，宰相专权擅政，皇帝被架空，皇权大衰落，就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改朝换代，宰相篡夺皇权，另立新朝，二是形成了军阀割据，最终也会使王朝毁灭。清王朝的皇权走到了专制的顶峰，看似有了康乾盛世，其实，其危机也已经埋下了，皇权专制体制也离灭亡不久了，慈禧之后，清王朝已不可救药，帝制灭亡已成为必然。

最后，如果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视野看，中国古代削弱相权的历史经验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该也是很有启示的：

其一，当皇权专制走到了顶峰状态，便会出现逆转，侵袭皇权的因素也必然会出现，最后是让皇权专制走向衰落。这就是专制制度的物极必反的发展规律。那么，在企业管理方面，如果企业的董事长（或老板）一味地强化自己的权力，极力削弱了总经理的权力，使企业变成了一个大权独揽的专制管理的企业，这对企业的发展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呢？应该是有害的，因为过度专制会失去合理的制衡，会窒息创新力，会阻碍发展。再说，当董事长（或老板）失去了总经理的协助，那么，董事长要直接面临的事就太多了，而一旦让繁杂的事务缠住了，便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对重大事项做决策，这是得不偿失的事，管理的真谛之一是善于用人分权，没有人才的支持，一个人干不成大事，董事长更需要有人帮衬。

其二，企业管理需要有权威有制度有秩序，需要有向心力，需要服从统一领导，但是，权威不等于绝对专权，制度不能窒息创新活力，秩序必须伴随着创新机制，必须为各种层级各种岗位的经理人提供发挥创造能力的机会，而不是过度专制的机制。作为现代企业的董事长，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事必躬亲，什么都管，如果想什么都管，最终必然是什么都管不好，就像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被朝中政务压得喘不过气，后来只好设内阁。聪明的董事长是善于让别人帮着干，而不是什么事都自己干；另一种是什么事都不管，放任属下去干。过度的放任将会导致企业像一盘散沙，没有人负起责任，企业一定会败的，犹如明代不上朝的皇帝，修道炼丹，任由内阁首辅和司礼监去处理朝政，为明朝的灭亡埋下巨大隐患。现代企业，需要的是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管理机制，窒息活力和任其散乱都是不能允许的。

其三，东汉尚书台强化的后果给人以教训，削弱“三公”（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徒）的权力，重用低官阶的尚书台官员，这虽然有利于掌控，而且在开始时这些人能成为亲信，可是，这也失去了制衡功能，尚书台逐渐为宦官和外戚所掌控，最后，演变成宦官专权，或外戚擅政，或后宫干政，甚至专权、擅政和干政同时兼有，如此一来，皇权也就旁落了，这与相权辅佐时的状态相比，要糟糕得多。在经营管理方面，是不是值得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呢？中国不少民营企业还属于家族企业，很多正处于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宗亲或亲戚“干政”的状态，比如，如果董事长的夫人或其娘家人在公司里“干政”怎么办？如果董事长身边的亲信不服从总经理的指令怎么办？等等，总之，东汉的宦官、外戚、后宫等的专权导致王朝的衰亡，这教训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