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枢体制新格局是怎样演进的，在当时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随着行政体制的变化,以君主和宰相关系为核心的中枢体制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开元时期形成的中书门下为决策行政合一的机关、宰相与三省分离的中枢体制,在安史之乱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宰相职权的进一步政务化,相权与君权进一步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翰林学士和宦官政治地位的上升。宰相职权的政务化,是政治权力不断世俗化的表现。随着国家形态的不断成熟,政治权力对于沟通天人、调和阴阳的职能在逐渐萎缩。自秦汉以来,关于宰相职权的政治观念不断地有所变化,正体现出宰相职权的逐渐政务化这样一个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明显趋势。

随着尚书省退出宰相机关,仆射退出宰相行列,大抵从高宗武则天以后出现的中书、门下两省长官通过兼任尚书省官员而掌管具体行政事务,以及出现于中宗景龙年间的中书省官员裁决地方政务的情况,在玄宗时期开始制度化。随着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形成了宰相机构兼掌行政事务、中书门下为兼掌行政决策机关的格局。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使职的进一步发展,在行政运作中以使职系统为主导,尚书省不仅不预决策而且也不处理实际政务以至逐渐闲废,而使职跨越尚书六部直接上承君相,宰相通过中书门下对于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处理的事务,宰相的职权进一步朝着掌管具体事务的方向发展。

开元、天宝时期,六部尚书尤其吏部、兵部尚书和重要的财政使职已经多由宰相兼领,但是,诸司官知政事者,“不复视本司事”,严耕望先生因此认为,这是尚书省诸司官因参政而废本职,表明八座之官成了用以酬勋的虚衔,尚书省因此职权坠落。而安史之乱以后,由财政使职和吏部、兵部尚书入相或宰相兼领财计以及兼任吏部、兵部尚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种情况在当时人看来,被认为是宰相之任等同于有司,即诸司官知政事者在不归本司视事的同时,等于把本司之事带到了宰相府署中书门下进行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中书门下的主要职能即在于掌管选官、贡举、财政等具体事务,取代尚书省成为新的行政枢纽,形成了中书门下指挥使职和州县的行政体系。行政权是国家政权中最基本的权力之一,没有行政权就不能构成完整的宰相权力。在唐初三省体制下,三省以其不同的作用在不同环节上共同构成完整的相权,其中尚书省的行政权是基础。随着尚书省长官退出宰相行列,中书门下成为宰相府署,其作为行政中枢的地位就是不可取代的。由于在中枢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新体制下的宰相是由过去完整相权中的一部分演变而来的,中书门下不断获得完整的行政权就成为这种新体制完善的方向。这个过程自玄宗时期即已开始,安史之乱以后有所强化,但也经历了一些反复。

不过,宰相的职权朝着掌管具体事务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不可逆转之势。宰相的职权转化为以掌政务为主之后,虽然还参与决策,但主要表现在对于具体政务的裁决;或个别专权的宰相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事实上也已经等同于天子的私臣,即必须经过天子的特别授权,而不是作为宰相在制度上所固有的权力。尤其是德宗在经过建中时期军事上、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之后,到贞元时期更加不任宰相,造成了宰相之间的排挤争夺,宰相的议政决策之权严重削弱。这种情况要到宪宗元和时期才有所改变。宰相具有一定的决策权,是皇权官僚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德宗时期中枢体制的某些特征,是体制转型期所特有的。

由于宰相议政决策之权的削弱,君、相在决策环节上的距离越来越大,导致了中枢决策体制的不完善性。而战争环境中又需要中枢决策机密而迅速,需要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宦官在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亦因战争的特殊环境而造就。随着高宗武则天以来君、相在决策环节上的分离,便必然产生沟通君相的渠道。综上所述,经过安史之乱及其后的战争环境的冲击和促进,唐代的政治体制逐渐地由前期的三省六部制向后期的中书门下和使职差遣体制过渡,并基本稳固下来。尽管在安史之乱以前使职的差派就已经很普遍,但正是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使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职体系才逐渐形成,并最终取代尚书六部成为政务的主要执行者。在尚书六部和使职系统职权的冲突与调整的过程中,经历过一些反复。

​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原有行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实际上是行政体制的转换,不是简单的不同官职之间职权的转移,最终也不可能通过对原有行政机构职权的转变来完成;而必须产生新的机制,形成新的行政体系。安史之乱以后使职体系与尚书六部职权的冲突和调整,正是这样一个行政体制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经过晚唐五代延续到北宋前期,直到宋神宗元封年间的官制改革才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