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王茂荫的经世思想存在本身的不利因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

清末经世思潮的兴起反映了历史大环境的变化，并且最后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思想毕竟是只存在于头脑之中，经世最关键的是实践效果，那么王茂荫的思想是否能够付诸实践呢？从结果上来看，王的执着和预期是不一致的，他苦口婆心的说教并没能在统治机器中得到很好的实施，所谏言之事推行无几，不禁让人扼腕叹息。正如盱眙吴棠所言“惜乎公之所设施不尽用于世，至今而徒以言见也”。是什么造成了悲剧性的效果呢？原因很多，首先王的经世思想本身就存在着一些不利于推行的因素；其次是王所处环境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统治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等等。

没有尽善尽美的思想观念，王茂荫的经世思想也是如此，本身存在着很明显的缺陷，有些甚至是不可弥补的。王自入仕起就一直担任京职，由一司员起步。道光十二年（1832）到同治四年（1865），前后仕途共 33 年，王几乎一直居于京城。这中间除了短暂的公务外行外，只有四个时期是时间稍长生活于京城之外：道光十二年闰九月至十三年四月告假省亲；道光十七年正月至八月告假省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丁太夫人忧，销假时间未知；道光二十八年二月至三十年八月丁父忧后又直接差次山西，中途丁继母忧，直至四年病逝。

只有在同治年间王生活在外地时间稍长，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短暂的时间是无法替王取得丰富的地方阅历的。这是王经世思想的缺憾，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或一般儒士相比着实逊色不少。虽然王在京一直在与任职地方的官员们书信交流时局现状，但信息途径过于狭窄，无法彻底改观王对地方社会了解过少的现实。

比如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王茂荫主张废除征粮、征漕等事务中长期存在的各色杂项陋规，杜绝官吏的敲诈勒索，以便同农民革命政权争夺人心。“当此筹饷方殷，万无减兑之法。然正供不可省，各色杂项陋规可省”。王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过于理想化，不知有多少人曾提出类似主张，可都无一例外地没有收到好的结果。各种陋规不能禁止的原因不仅仅是腐败的政治体制，还有深层次的现实原因。各种陋规还要负担着地方衙门的各种办公经费和办公人员的生活补贴，朝廷的财政收入仅仅能支出衙门正职的俸禄，而且这些俸禄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此一刀切的做法只会导致统治机器从基层开始瓦解，以至于一刹间崩溃。

咸丰五年，王还曾参奏徽州防务，并亲自致信浙江巡抚何桂清质问徽州军务帮办张芾，虽然清廷没有回音，但在徽州却引起不小风波。何桂清曾对此表示不满道：“所谓徽郡捐输百数十万，净养花灯蛊匪，今查明徽郡只捐过十一、二万。又言所用之绅皆坏，殊不知一个好的不肯出来”。“王子怀在京，但听怕出钱、怕出力之言，屡次写信，但谓某绅宜办，某勇宜诛，痛言从前不好，并无一言说到如今要何办法”，“委员程镇北太守，为第一个血诚报效之人，子怀反讥其煦煦为仁真令办事者寒心。”王周边的人谈及此风波时也说他“为人端正，颇欠才识，军务非其所长”。另外，王的仕途自从拥有上书权的御史起，就一直处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时。他的主要精力都是围绕着剿灭农民运动而展开的，所表达的观点也大多新意不深，无法引人注目。

郭嵩焘在论臣道时也曾提到王的人品：“司马心术尽正，人品尽高，终坐无学识。故为大臣者，以识为主，而才次之”。王茂荫并没有条件去实践他的治世理想，兢兢业业并没有换来成效。在任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时，王推动了货币的改制，但此时的币制改革只是虚有其表。在据理力争后，王被调离户部，改任兵部侍郎，任期短短几个月而已。

​在任兵部侍郎后，王的建议一如既往的被搁置，无奈只有在咸丰八年七月乞恩开缺养病，离开了政治舞台。此后王居于玉庆观，执教潞河书院整整三年。出任侍郎是王政治旅程的高峰期，但无奈留下的只是后人扼腕叹息的谈资。同治元年，王再次被启用，但这只不过是清廷笼络老臣、安稳政变后局面的策略而已，因为 64岁高龄的王茂荫已然年老力衰，心有余而力不足。以至于最后差次山西，稽查按察使瑞昌贪劣一案而被下属蒙骗，清誉稍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