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凯
历史上的储位之争主要以政治斗争为主，但是隋唐时代的储位之争在政治斗争的基础上却呈现出另外一种风尚——争办“出版社”，也就是搞“文学竞赛”。
从隋朝的太子杨勇和晋王杨广的储位之争，到唐初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的储位之争，再到唐太宗时期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储位之争，无不充斥着“文学竞赛” 。而之后章怀太子李贤也以“文学竞赛”的方式与母后武则天争夺权力。我们不禁要问，隋唐时代的皇子们为何热衷于“文学竞赛”呢？
太子杨勇和晋王杨广对文学的热衷
建立隋朝的隋文帝杨坚是标准的军官家庭出身，历代先祖都是北镇武人，几乎没有学术积淀，所以史书给他的评价是“素无学术”“不悦诗书”。这其实也是当时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员的普遍问题。因为关陇集团是在北朝胡汉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形成的，崇尚军功政治，却疏于文治。可以说，“大老粗”在关陇集团中占有相当比重。
在分裂割据的时代，崇尚军功政治确实有利于国家的强盛，所以关陇集团才能成为历史的胜出者，最终实现南北大一统。但是当历史进入大一统时代之后，要想真正治理好国家，就不能再单纯倚重武功了，更多需要用到文治。隋文帝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的转换，隋朝刚一建立就仿照汉魏制度，修订律令，之后又进一步制定了偃武修文（停止武事，振兴文教）的政策，整个国家开始大搞文治。这也是隋文帝最大的历史功绩所在，他的一系列文治成就为唐朝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所以他在位时期有“开皇之治”的美誉。
就在这种偃武修文的战略转型下，隋朝皇室的储位之争开始呈现出一抹别样的“文化色彩”。
隋朝刚建立，隋文帝就册立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杨勇很早就表现出了文学天赋，史称他“颇好学，解属词赋”，故而他喜好结交文学之士，“时东宫盛徽天下才学士”。杨勇把许多以文学见长的文士都招揽进了东宫，诸如明克让、姚察、李百药等人，其中尤以明克让才学最为出众、见识最为广博。杨勇非常喜欢庾信的文集，就让人为《庾信集》作注解，还组织编撰了《笑苑》《词林集》《东宫典记》等。
杨勇在太子之位长达二十年，一直到开皇二十年（600）才被废，所以他在东宫组建的文学集团绝对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在文学著述上也颇有建树。
再来看与太子杨勇竞争储位的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杨广和杨勇一样，从小就“好学，善属文”，16岁就娶了“有智识，好学解属文”的梁朝宗室之女萧妃，平陈战争后又坐镇江都长达十年之久，这样的成长经历导致杨广十分倾慕江南文化，尤其是南朝文学。
晋王杨广坐镇江都期间，招引了一大批南方文学士人， 多达百余人，为首的有柳䛒、诸葛颍、虞世南等。杨广的文学集团中，柳䛒的才学最佳，后来杨广成为太子后把他引为东宫学士，命他编撰完成《法华玄宗》二十卷。杨广和这些文学之士的关系十分亲密，常常“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在杨广的文学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成为了杨广登上帝位后的中枢班底，是隋炀帝治国施政中的重要骨干和助手。
炀帝即位后，不仅他个人十分崇尚诗文，而且还大搞文化事业，尤其是致力于图书的收集整理和编撰，先后推出30余部、1700余卷大型图书，如《桂苑珠业》《长洲玉镜》等。隋炀帝的这些文化成就都离不开其文学集团成员的巨大贡献。
就隋朝的情况而言，隋朝杨勇和杨广表现出的文学倾向更多还是属于个人爱好，并没有将其明显地引入储位之争。但是，隋朝杨勇和杨广广招文士的行为却为后来唐朝皇子的储位之争奠定了一个基调，即以文学作为竞争储位的重要手段。
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的“文学竞赛”
武德四年（621）七月九日，在击败王世充和窦建德后，秦王李世民率领唐军得胜还朝。他身披黄金甲，率领万匹铁骑和三万甲士，随同军乐鼓吹，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城，场面蔚为壮观。然后，他将俘虏的王世充、窦建德及隋氏器物献于太庙前，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
当年冬十月，朝廷又给秦王李世民“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这一切都表明，李世民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当时的李世民虽无太子之名，但地位和名望都与太子相差无几。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的储位之争自此而始。
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的储位之争虽然是从武德四年（621）平定洛阳后开始的，但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双方竞争的重点主要是储备和争夺人才，以此来扩充自己的集团势力，为日后更大的政治目标而暗中积蓄力量。
就这样，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拉帮结派，网罗人才，各树党羽，为了皇帝宝座开始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朝中也形成了秦王府和太子东宫两大派系集团。
在李世民的人才队伍建设中，文学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李世民以“文学”为名，行夺嫡之实，为自己大肆网罗四方人才。《资治通鉴》记载：“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
秦王府文学馆中最著名的就是“十八学士”，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房玄龄了。当然，秦王府文学馆也绝非只有十八人，他们只是代表者而已。我们在史书中并未能找到秦王府文学馆在文学上做出的成就，由此可见，秦王府的文学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机构，它更多是李世民的政治决策顾问机构，最大的功用是为李世民争夺储位出谋划策。
另外，李世民在文学馆招揽了很多在社会上颇具声望的学者和文士，这些人有很好的家世背景和文化素养，他们能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舆论效应，进而为李世民赢得社会舆论上的支持。也为李世民贴上了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美名。
秦王府人才济济，太子李建成看在眼里分外眼红，于是就开始不断对秦王府“挖墙脚”，企图用拉拢、收买等方式让秦王府的人员转投东宫。比如，为了拉拢杜淹（杜如晦的叔父），李世民和李建成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李建成手下的重要谋士魏徵也力劝李建成借平定刘黑闼之机，笼络和结交山东英杰，以壮大东宫势力。
这些其实都表明，李世民经营文学馆取得了巨大成功，为自己争取到了大量人才，继而让东宫集团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秦王府的文学馆为后来玄武门之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文学馆的很多成员都成为了贞观时代的名臣，为“贞观之治”贡献了力量。
另外，有史料证据表明，齐王李元吉也有开设文学馆。有学者据此推测，既然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都开设有文学馆，李建成作为太子没有理由没有开设，他必然也有一定规模的文学馆，只是因为李建成最终成为历史的失败者而被史官忽略记载了，致使我们今人难以窥见其貌。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在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的这场储位争夺中，开设文学馆就已经成为了双方竞争储位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无疑是对隋朝杨勇和杨广储位之争的一次继续发展，同时也是文学活动深刻影响政治斗争的重要体现。
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文学竞赛”
玄武门之变对唐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储位争斗持续不断。为了争夺皇位，也为了防范皇位被夺，唐朝历代皇帝和皇子们一直都处于紧张的关系状态。与此同时，李世民通过文学手段竞争储位的方式，也为后来的李唐子孙竞争储位提供了借鉴和效仿的范例。
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有十四个儿子，他和长孙皇后育有三子，分别是长子李承乾、四子魏王李泰和九子晋王李治。李世民刚登上帝位不久，就宣布册立李承乾为太子，李世民如此急切地册立太子其实就是想杜绝皇子们对储位的争夺，也杜绝玄武门之变的再次发生。然而，让李世民没有想到的是，皇子竞争储位的悲剧最终还是上演了。
在贞观十年（636）之前，太子李承乾是李世民心中合格的皇位继承人，李承乾的太子之位也稳如泰山，然而从贞观十年（636）开始，他的地位受到了魏王李泰的冲击，其太子之位变得岌岌可危，李承乾和李泰的储位之争逐渐走向白热化。
事实上，贞观时代再次出现储位之争的原因，其实就在唐太宗李世民自己身上。正是因为唐太宗动了易储之心，才引发了储位之争，进而导致了太子李承乾铤而走险走上谋反的歧途。
唐太宗为何会有易储之心呢？根据史书的记载，大约从贞观十年（636）开始，太子李承乾表现出了诸多阳奉阴违的不法之举，逐渐在李世民面前失宠，而魏王李泰则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学倾向和才能，逐渐获得了李世民的宠爱。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内心对继承人选产生动摇，想要改立太子的一个重要因素。
贞观十年（636），李世民特意命魏王李泰在魏王府设置文学馆，任由其招揽文学之士。由于秦王府文学馆在唐太宗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文学馆在当时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很多人都会不禁浮想联翩，认为唐太宗此举是有意让魏王李泰竞争储位。
李泰在魏王府设置文学馆后，不少朝臣隐约看到了风向有变，进而纷纷开始力挺李泰。当然，也有很多朝臣上疏劝谏唐太宗不能逾越礼制，唐太宗也因袒护魏王李泰而与朝臣辩论。于是，朝中开始有了党派分野，史称“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
李泰以魏王府文学馆为阵地，吸纳朝中官员，扩充势力，进而为竞争储位做准备。不过，此时文学馆的作用已经不再局限于扩充集团势力，文学馆开始真正付诸于文学和学术活动。
李泰经营文学馆的最大成就无疑就是《括地志》的编撰完成。李泰组织文学馆人员萧德言、顾胤等人编撰《括地志》，希望以此来博取太宗的欢心。《括地志》的编撰工作前后历时三年，于贞观十五年（641）编撰完成。唐太宗对此颇感欣慰，对魏王李泰和主要编撰人员都给予了赏赐，从此以后“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
李泰之所以选择编撰《括地志》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深刻用意。进入贞观时代，唐朝不仅实现了国内的统一，而且灭突厥、降伊吾、平吐谷浑，唐朝的疆域得到扩展，唐太宗也被周边民族称作“天可汗”。但是，唐朝的行政区划却仍基本沿袭隋朝旧制，唐朝迫切需要一部能反映现实情况的地理志。所以，编撰《括地志》是符合当时现实政治需要的，它不仅能得到唐太宗的大力支持，而且也能够极大程度博取到唐太宗的欢心。
说完李泰，再来说太子李承乾。在世人的印象中，太子李承乾似乎无甚作为，与文学更是相去甚远。但其实我们考诸史籍会发现，李承乾在文学方面同样也是成绩斐然，丝毫不逊色于李泰。
在李泰编撰《括地志》之前，太子李承乾就已经命东宫官员颜师古注释《汉书》，又命孔颖达编撰《孝经义疏》。
李承乾为何要选择注释《汉书》和编撰《孝经义疏》呢？注释《汉书》主要是因为唐初“汉书学”的兴盛；而撰《孝经义疏》则是因为唐太宗尊崇儒学，统一南北经义是当时非常迫切的文化任务，而且为《孝经》作义疏也能体现身为皇子的孝道。
其中，颜师古的《汉书注》尤为被后世称道，俗称为“颜注”，是历代 《汉书》注本的典范之作，代表了《汉书》注解的最高水准，极大地推进了“汉书学”的研究和发展。
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还盛赞李承乾“体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综九流”，把李承乾形容成重视文化典籍，崇尚汉风，礼贤下士的优秀储君。而且，唐太宗对李承乾的教育颇为重视，他安排给李承乾的老师前前后后多达22人，都是博学多才之人。李承乾从小成长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下，他又如何会不学无术呢？魏徵等名臣又如何能自始至终坚定支持太子李承乾呢？
另外，李承乾对佛教事业也十分热衷，在他的资助和经营下，普光寺成为长安的佛教中心，很多著名高僧如昙藏、慧净等都被招揽进了普光寺，李承乾通过资助普光寺成为了贞观年间佛教的最大供养者，因此他获得了很多高僧和大臣贵戚中佛教徒的支持。所以，在很多唐代的佛教典籍中，李承乾的形象是一个人情练达、深受大臣和高僧拥护的优秀储君。
可见，我们传统印象中李承乾顽劣嬉闹的形象恐怕并非历史真实。历史学家孙英刚就给李承乾做出了新的历史定位，他说：“李承乾在贞观年间，一直扮演着学术赞助人的角色，在儒家经学和史学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真实的李承乾应该是一个热衷学术、精通政制的政治人物。”
不过，这场热闹的储位之争最终在贞观十七年（643）戛然而止了。李承乾谋反案发，李承乾和李泰双双被贬逐，晋王李治荣膺太子宝座，戏剧性地成为了最后的赢家，这就是后来的唐高宗。
总之，贞观时期的储位之争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学色彩和文化气息，太子和魏王的储位之争也间接繁荣了唐初的学术活动，间接为唐朝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废王立武”，武则天被正式册立为皇后，到龙朔元年（661），唐高宗归政于武则天，历史开始正式进入了武则天时代。
但是，武则天的夺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她在政治上所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朝臣势力，二是太子势力。故而，在武则天夺权的过程中，朝堂上其实始终存在着内外两股矛盾，一是武后和外朝诸臣的矛盾，二是武后和太子的矛盾。
这里我们主要来说一下武则天和太子之间的权力争斗。
唐高宗和武则天育有四子，分别是长子李弘、次子李贤、三子李显、四子李旦。值得一提的是，在唐高宗和武后“二圣”临朝的这一时期，除李旦外，武则天的三个儿子都先后被册立为太子，储位之变极为频繁。
当然，储位的频繁改易并非是由于储位之争，而是太子和武后之间的权力争斗。所以，在这一时期，以文学手段来竞争储位的现象不复存在了，转而出现的是，太子和武后凭借文学手段展开权力争夺。当然，虽然说文学活动所服务的主体有所变动，但是其本质是没有变的，都是在为政治斗争而服务，是政治斗争在文化领域的延伸。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次年，高宗李治废黜原太子李忠，改立武后长子代王李弘为太子。李忠是高宗的庶长子，王皇后没有子嗣，就想把李忠收为养子，通过拥立李忠为太子，来巩固其皇后之位。然而，在“废王立武”的政治风波之后，被王皇后收为养子的太子李忠也旋即被废。
刚坐上皇后宝座的武则天地位并不稳固，为了巩固后位，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东宫势力。结合前代储位之争的历史经验，武则天也想到了用文学的方式来强化东宫地位。
显庆元年（657），太子东宫设置宾客，将于志宁、韩瑗、来济、许敬宗四人引入东宫。之后，李弘组织许敬宗、许圉师等十名学士编撰完成《瑶山玉彩》，呈送唐高宗。东宫这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其背后主使其实是武则天本人，其政治用意不言而喻——一方面是为太子招揽文士，强化太子羽翼，扩充东宫势力；另一方面是通过编撰书籍来强化太子的地位和声望。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母以子贵”的政治传统。
在武则天和太子李弘地位都不稳固的情况下，双方其实更需要“抱团取暖”。李弘因为武则天当上皇后而被册立为太子，武则天也需要不断强化东宫势力来巩固其皇后之位。所以， “子以母贵”和“母以子贵”其实是双向成全的。
然而，好景不长，上元二年（676），太子李弘去世，武则天次子李贤随即被册立为太子。李贤登上储位后，随即展开了《后汉书》的注释工作，参与的学者有张大安、刘讷言等人。李贤之所以选择注释《后汉书》，主要是因为《汉书》已经有“颜注”，“前四史”中唯有《后汉书》成书最晚，其研究和注释工作还处在相对空白的状态。《后汉书》的注释工作前后历时近两年，最终于上元三年（677）十二月进呈给唐高宗，太子李贤因此受到格外嘉奖，“赐物三万段”。
不同于前任太子李弘编撰《瑶山玉彩》，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完全是由李贤个人主导的，武则天并未授意或参与。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宫廷的文学活动几乎都是带有政治用意的，并不存在纯粹的文学行为，李贤注释《后汉书》也不例外。换言之，《后汉书》李贤注的问世，完全是太子李贤和天后武则天权力斗争的产物。
《后汉书》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对东汉时期大量母后临朝的现象做了专门研究，《后汉书》甚至专门撰有《皇后纪》一卷，这在“二十四史”中是极为特别的。抨击女主专政是《后汉书》的一大特点，而李贤不仅选择注释《后汉书》，还对《后汉书》中女主专政和外戚干政的史料进行了尤为详尽的注释。任何人看在眼里都能明白太子李贤的政治用意，这是在与武则天“叫板”。可以说，李贤是在拿《后汉书》作为武器来对抗武则天的专政。
武则天聪慧过人，政治头脑很强，她自然也能看懂李贤注释《后汉书》的用意所在。事实上，从李贤注释完成《后汉书》的那一刻开始，武则天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废黜太子李贤了。最终，在调露二年（680），武则天利用明崇俨被杀一案废黜了太子李贤，流放巴州。数年后，高宗驾崩，中宗李显继位，武则天派人到巴州逼令李贤自尽。一直到景云二年（711），唐睿宗李旦才恢复了李贤的太子身份，并追谥“章怀太子”。1972年，章怀太子李贤墓被考古人员发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壁画，如今已成为陕西省咸阳市的著名景点。
“文学竞赛”出现的社会背景
隋唐的皇子们为何会热衷于“文学竞赛”呢？笔者认为，这需要从整个隋唐时代的发展趋向和社会背景来做分析。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四点：
第一，修书之风在唐朝初年非常盛行。
第二，儒家正统文化的复兴。隋唐历代帝王都做了很多复兴儒家文化的举措，尤其是唐太宗敕命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南北经学的统一。
第三，隋唐时代非常重视皇子的文化教育。隋唐帝王会从小就给皇子安排文臣作为老师，培养“以文治国”的政治理念。
第四，历史进入大一统时代后，战争减少，去武趋文成为时代的趋向。换言之，这是历史从分裂对峙走向大一统客观历史发展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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