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曾巍，1990年生，云南镇雄人，《微昭阳》编辑。
家 风
曾 巍
1965年，母亲出生了，家里七姊妹她排行老四，自小身体瘦弱多病，五六十年代的镇雄，听外婆说是有人饿死的。那个时代，农村比城里好活，做苦力比作学问好活。那时候，家里可真是穷疯了，外公是位教师，在那个时代被打为臭老九，是不被人瞧得起的职业，仅靠工资是养不活这一大家子人的，用外婆的话来说，任何挣钱方式都想过的，只要是不违法，就什么都愿意去做。
开始那些年，外婆给公社煮豆筋挣钱。煮豆筋要摆十三个眼灶，立七个锅，半夜两三点就得起床，四五点钟要去一公里外的地方挑水，去晚了水就给舀完了。外公和外婆负责推磨，大舅和姨妈负责下磨，三舅负责锄稀媒、筛灰，豆浆下了磨上锅开煮后外公就去上课了，忙一夜的外婆一坐下来就会睡着。为了不煮糊，她教三舅：三儿，我坐下来睡一下，你看见锅里鼓起来了就喊我。还没有灶高的三舅站在板凳上盯着锅，差不多了就喊一声：妈，鼓了。外婆蹭的一下爬起来就挑煮好的豆筋去晾了。母亲回说，物质匮乏那些年，豆渣拿来炒着吃都很香。曾有人送过一块坏手表给外公，许诺换一个月豆渣吃来活命。外公答应了，没成想此人使了坏心眼，文化大革命时期贴大字报说外公拿豆渣腐蚀人民群众，幸好是有街坊朋友站出来给外公作证才没挨批斗。对这个事情，外婆和母亲说法是一样的：人就得要善良，保要人有善心，没人害得了你。
“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母亲告诉我的。说是有一次，母亲的姑姑家里杀猪，请了外公去吃肉，外公做客回来后告诉外婆说，娃的姑姑想几个娃了，请他们去家里坐坐。好久没吃到肉的几兄妹，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去姑婆家了。然而，并不是想象那么简单，跟着做了一上午农活，中午吃的是甜酒疙瘩汤，大舅岁数大力气好，舀的疙瘩要干一点，其他的弟弟妹妹就喝的稀点，吃完又被使唤着做农活，到晚上也没得一口饭吃，更别说吃肉。大舅眼看着吃肉无望，拉着几个弟妹回家了。外婆守在家里看着天色渐晚，担心着孩子们，外公说，别等了，肯定是他们姑姑想他们了，留他们过夜，休息吧。外婆就填了煤封了火，刚一躺下，屋外开门声就响了，外婆连忙爬起来，打趣地问：吃了多少肉啊，姑姑想你们不？几个姊妹怯怯不敢开口。大舅小声说了句，我们没得着饭。五舅站在凳子也委屈道：我都没有跟姑姑说我饿！外婆眼泪突然就下来了，边撬开火煮面边跟他们说：穷来别走亲戚家，饿来别进萝卜园，舌头饿来三尺长，啪地一下缩进去，人要立志，要自强自立。
母亲七岁那年，外婆响应国家号召，去了昆明给铁路工人做饭，外公又长期在乡下教书，家里面就由大舅和姨妈持家，带着几个姊妹讨生活。那年母亲和五舅刚读书，学费难以凑齐，每天到学校老师都要催交学。母亲说，在学校里走路都是贴着墙根走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一喊交学费恨不得有个地洞好马上钻进去。那时候大舅下了自习后就去给人家做工，背米上梁要做到大半夜才回家吃饭，为的是挣了钱给弟弟妹妹们买书包，交学费。其他兄妹们也不会闲着，放学和放假时都要去给别人家筛灰，混石灰、打石头、背煤炭挣钱。母亲曾跑到国企饭馆（服务公司）的锅炉房里，掏炉灶里的灰来筛。七岁的小姑娘，就窝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劳作，蟋蟀叫个不停，宰杀牲畜残留的血腥味儿和腐肉味让母亲直作呕，母亲就一边哭一边筛。五舅去打石头赚钱，打好的石头被人偷了都不知道，累了一天一分钱没挣着，只好蹲在地上哭。有一次三舅去磨苞谷面，那天打面的人特别多，三舅等到晚上才磨完回家，回来要经过一条水沟，据说有早夭的孩子就丢那里面，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一回家就蹲在地上哭，谁问都不理。那时候没什么玩具，顶多就是大舅三舅带着弟弟妹妹爬山采红刺果、山花吃。小几岁的六舅爬不起，就在山下找个荫凉僻静的地方让她躲里面睡觉，采完下山再带回家，竟也一次都没弄丢；有一次爬山，母亲中暑昏过去，三舅背着母亲跑到水沟边，拿叶子盖住母亲，再接些水给母亲喝，竟然也活过来了。用母亲的话来说，那时候的人，命贱得很。
母亲曾带我去过他们小时候住的地方，如今的那里，荒草丛生，在周边的高楼映衬下仿佛一位垂垂老人。房子很小，上下不过30多平方米，很难想象当年是如何容纳得下这八九口人……屋内坑洼不平，但也看得出曾铺过水泥，母亲说，为了家里干净，家里人就去十几里外的水泥厂背来水泥，去小河边淘沙子回来，把屋里屋外都铺平整，这样打扫起来也方便，客人来了自家也有面子。小屋背后，还有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在当时能给家里带来些许收入，周边种地的老农会花钱来挑。每到放学和周末，母亲就要跑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去捡马粪，然后背回家倒进厕所里加水发酵。那些年，连县领导的姑娘也跟着去捡，吃饭都困难的年代，谁会管你丢不丢人。
富有富的享受，穷也有穷的活法。家里规定头发长了就要剪，而且是自己剪的。买不起牙膏，外公规定每天必须用盐巴漱口。再穷再苦每年都要用报纸、白纸把墙壁重新铺上一层，这些卫生习惯到现在影响着家里的每一个人。外公不知道从那里得来一台海鸥牌老式相机，因此一家人还会洗照片，买来颜料上色成彩色照片。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过年，年前就要请人到家里给全家量尺寸做新衣服，灯草绒的衣服，蓝卡其的裤子，一年有一套。过年还要杀年猪吃肉！猪是自家喂的，母亲说，那时没有猪圈，猪养在家中要天天洗，还要定时拉出去拉屎撒尿，保证清洁。吃了肉穿了新衣，每人还会得一角五分钱的压岁钱，大人小孩们就跑到人民会场去玩，聊天、喝酒、看花灯看烟花，还有五分钱随便看的儿童电影， 《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电影，母亲至今还都记忆犹新。
母亲学历不高，读完小学就辍学了，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母亲是生气的，她有些委屈，也有点怨恨。母亲和五舅同一年初中毕业，然而当时家里已经无法同时供两个孩子读高中，因此，母亲辍学了，这也成了外公的一个心。在外公留下的遗书里曾有这样一句话：我最亏待的是小琼（母亲），当初因为家里姊妹多，供不起两个读高中，只能让她退学，我很遗憾，因此，我所留下的这套房子等你们的母亲（外婆）百年之后归小琼所有......然而母亲也还记得，辍学两年后曾质问外公为什么不让她读书时，外公就想法让母亲复学，但年华一过，人也早已不是读书时候了。
辍学后的母亲，只能出去挣钱，一开始是家里托熟人找到烟草公司理烟的工作，由于母亲个子小力气差，没人愿意和她分到一组，挑来拣去，剩下一个傻婆娘和母亲分在一个架子上理烟，一个傻，一个弱，每天都有理不完的烟，要比别人起更早走更晚，三个月下来就做不起了。闲在家里那几年，母亲除了做家务照顾几个弟妹，一有时间就跑到街上守着人家学缝纫绣花，一守就是一下午，这也给后来开店打毛衣奠定了基础。到了十九岁，母亲找到了图书馆上班的工作，那段时光给她带来极大的快乐，书本中的世界一次一次将母亲拉离现实，带她进入无数个美好的向往。
时光一晃，六年过去了，父亲认识了图书馆里的母亲，也很快结婚成家。因为怀上了我，图书馆嫌孕妇麻烦，就将母亲辞退。回家以后，母亲整整气了一个月，自小的教育让她不甘心当一个家庭妇女，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母亲打定主意要做生意，在我还没满周岁时就让父亲借了一万块钱，去昆明买毛线编织机。坐了五天的车到了昆明后，身体瘦弱的母亲再加上刚生产，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为了省钱，父亲去住朋友的宿舍，母亲在编织机厂附近找到两块钱的旅社住下，第二天就跑到编织厂学操作方。考虑到人生地不熟，又急着回家，原本要学一个星期的操作方法，母亲只学了一天，辗转找到父亲后，拍板下单买机器，当晚就找人带机器回家。说来也奇怪，一回到家，人头也不晕了力气也回来了，立马装机器上毛线，就开始打毛线制品卖。多年的缝纫手艺积累，加上母亲喜欢看书翻杂志了解时下流行那些新款，织出的毛衣毛裤围巾很受欢迎，一传十十传百，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购买，每天也要做到凌晨两三点才收工，这也导致了后来母亲左手臂骨髓化脓，至今都无法抬重物的病根。
又过了几个月，三舅因工作调动到了昭阳区，认识了昭通皮鞋厂的领。三舅对母亲说，打毛衣再怎么说也只是手艺活，饿不死也赚不到钱，要不你们卖昭通皮鞋，卖出去的你们赚，要卖不出去你们拉回来退厂里。父亲母亲想了几天，果断借了一万块钱进货。当时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多块钱，用他的话来说，要是赔了，这钱要十年才还得清。
1991年的9月，父母花了900元钱租了店铺，除此之外，柜台是借的，招牌是大舅做的，货架是从乡下拉来的，店内上了货，摆上毛线编织机，一边卖鞋子一边织毛线制品卖，生意算是有摸有样地做起来了。一开始皮鞋不敢多进，怕卖不出去也不敢进贵的，薄利多销，图个人气。独此一家的昭通皮鞋，加之价格便宜款式新颖，慢慢的，生意越做越好，一个月要进三次货。由于没有仓库，鞋子只能摆满整个家，父亲上班前，要和母亲一起先背着几十双鞋子走路到店里上货，夜里还要织毛衣到一两点，别说照顾孩子，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付出必然得到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诚信经营，也靠着父母的坚持，钱赚到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1998年搬进了70多平方米的新家，又买了一万多块的日本进口摩托车。母亲的金银首饰，家里的冰箱彩电，本地买不到就去贵阳、昆明去买。再后来，买车、买新房，生活越来越富足。母亲曾说我是家里的福报，我一出生家里就进财。其实这福报啊，是母亲这个家庭，从外公外婆，从舅舅姨妈，再到我的母亲身上体现出来的良好品质所带来的回馈，勤劳、善良、诚信、自强、不屈、勇敢，更还有乐观精神，因为有了这些品质，这个家从过去的艰难困苦到现在的衣食无忧，从过去的积贫积弱到现在的生活富足，而这些优秀的品质伴随着家风已然传承到了我们这一代身上，这是一股力量，更是一种信念，它会伴着我们走的更好、更稳，还有更远！
第287期
出品单位
主管单位
中共昭通市委组织部
云南省昭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
《文学故乡》编辑部
法律顾问
云南鹤原律师事务所孙健律师
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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