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深圳市政协特别支持下，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特别制作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深圳口述史》图文系列报道，第五期推出《“打工明星”祝日升：兜里揣50元闯深圳 圆了百万财富梦》。祝日升1988年赴深圳，中国第一代劳务工，在深务工期间收藏大量打工票据、物件，并将其中精品捐献给宝安劳务工历史博物馆。

祝日升手捧自己出版的多本图书（资料图）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安徽转车到武昌南下，那时候武昌没有直达广州的火车，我就买了去湛江的车票，想“打个弯”过来深圳。

从老家出来，我的目标就是深圳。

相比于八十年代初就奔赴特区的人，我晚了好几年，1988下半年才动身。一是因为年纪小，我1971年12月出生，刚到深圳时还没满17岁。二是和大背景有关，我是安徽农村的，父辈对于进城是不敢想的，因为那时户籍管得很严，城市生活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的，没有票证，进城了也没办法生存。1984年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这扇对我们关闭的“大门”终于开了一条缝：自带口粮就可以进城了。

来深圳前，我已经独自在老家熬了3年：父亲得癌症去世了，姐姐也死了，母亲出家了，我只能自己种田养活自己、供自己读书，身上还背着父亲治病欠的1000多块钱债务。要还债、要生活，读到初中时实在熬不下去了，我必须出去打工。

想到要来深圳，原因其实很多，在老家时我看了一个小品，说深圳是中国的经济发动机，这个比喻震撼了我；而且深圳不冷，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工，如果去了北方，一年最多只能干10个月。当时，在老家附近打工的同乡当中，很多都没有赚钱，我不想走他们的老路。

离乡出门前，我把家里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不能卖的就送人，只剩空荡荡一个家。想到姐姐去世那会儿，是这家出10块，那家出5块，亲戚们凑了一笔钱，才把姐姐抬出去的，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赚钱。踏出家门、把大门锁上的时候，我和自己说：“一定要赚到够盖房子的钱才回来，否则就在外面混一辈子，再也不回来！”

我老家在安徽宿松县凉亭镇三德村，上路后从家里到武昌花了一天时间，在武昌买不到来广东的火车票，在那里睡了一晚，才买到第二天的票。当时没有直达深圳的车，到广州的票也买不到，我就坐火车到湛江，那时候火车的速度很慢，从武昌到湛江花了两天两夜，到湛江又睡了一晚，前后一共用了4天才到深圳。出门时我兜里只有五十块钱，光车票就花了四十多块，所以在南头关下车时，我已经身无分文。

一到深圳，舒服的天气让我几乎忘了一路劳累。我记得那是秋天，刚刚过完国庆节，老家的天气已经有点凉了，但深圳还是很暖和，像春天一样舒服。冥冥之中，我感觉这就是我寻梦的地方。

当时的火车票，我都收藏起来了，因为我从家里出来时已经一无所有，来深圳就是要改变命运，往后的日子只有一天比一天好。所以我要收藏一些东西，来见证自己的变化。不仅如此，二十年来的火车票、工资单我都一直保存着。四十多万的工资收入加上我在家乡的投资所得，基本也有上百万的资产了，看到这些票据我经常会说：“二十年的火车票成就了我百万的梦想”。

二

到了深圳，我发现这里并没有遍地黄金，也不是华丽的都市，很多地方还是荒山、菜地和农田。那时“二线关”还在，我没有身份证，所以办不了“边防证”，无法进入南头关，只能选择在宝安关外打工。找工作也不容易，我不会讲白话，没有技术，也没有工作经验。进工厂做工需要50块的进厂押金，我没有钱又不认识人，无事可做晃荡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吃不饱。

为了活命，我参加了一个工程队，在松岗、沙井、西乡一带抬石头、挖水沟、挑沙浆，什么苦力活我都抢着干。最开始我们是背水泥，背一吨两块钱。太阳出山，我们就要起来干活，干得都是工地上最累的活儿，但我心里却很高兴，因为在老家，全家干活一天才两块钱，来这里一天一下就有10多块钱，也没有拖欠过我的工资，我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

到工地之后，老板帮我办了暂住证，从此离开工地一步都要带上这个东西，而且每年都得重新办一次。一旦出门被治安队查到没有证、抓起来，是要罚款最少五十块钱的，没有钱就只能送去宝安的收容所。我的运气比较好，因为皮肤很白，像城里人，办了二十年的暂住证没有被查过。

我们工地上有许多年轻小伙子，每个人第一次在外面过年时，都会用本来买回乡车票的钱买一套衣服。1989年，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就和朋友去买新衣服。那时西乡还没有服装店，都是临时搭棚摆摊，我们十几个小伙子一人买了一套西装，算优惠价，一百多块一套。第一次穿上西装和皮鞋，心情很好，格外精神。

第二年，我们到深圳老机场前合照，大家都穿得很时髦。戴手表，穿针织衫，还有人带了吉他。那时候我们的收入已经算不错了，一个月300元左右，加上我特别能吃苦，从1988年开始熬了整整3年没回过家，到1991年已经攒下了1万多块钱。我觉得这个数够建房子了，于是就回家了一趟。

直到1993年，我才第一次穿过“二线关”，去了趟西丽，算是第一次进市区。二十年前的深圳和现在完全不同，楼房都很矮，才七、八层，上了十层就算很高了。那时市里已经有了上海宾馆，但是还没有世界之窗。回想起来，这些地方变化实在太大了。

1992年，我在工地出了一次事故，差点把命丢了，我就非常想换份更有安全感的工作。那时候深圳刮台风，我是装修工人，起风时正站在脚手架上给大楼外墙贴马赛克。二十多年前的脚手架和现在不一样，那是用竹子挖空了搭起来的排架，大风一吹摇摇晃晃。出事的时候我刚好贴到最高层——第7层那里，排架摇得我腿发软，一不小心失去重心就摔下来了！那可是7楼啊！还好落到2、3层交界的地方时，衣服被突出来的竹架挂住了，这才捡回一条命！事后我心里就只想到父亲——觉得特别对不起他，那时我已经是家里唯一的人了，我要是出了意外，家里就没人了。所以这个活是不能干了，我了解了一下行情，就转去学当时最吃香的五金模具。

九十年代初，深圳冒出各种工厂，到处都在招工，年轻人只要能吃苦，都有机会进工厂。1992年底，我跳槽进了一家精密零件厂。进厂之后，我的生活迎来了两个重大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不久之后的1994年。

1992年做模具的人并不多，厂里的内地师傅比较少，我们都是跟着香港和上海的师傅学习，上海的师傅大多年长，只能说有模具的基础，最精密的技术还是香港师傅教的。师傅们在我心里都高高在上，我进厂的身份是“补师”，就是补充的师傅，我把自己当学徒。那时候有同事说食堂的饭不好吃，晚上又睡不好，发牢骚的人很多，但我的心态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的。我从冲压工、修模工做起，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个月工作400个小时是正常的量，最多我能做420个小时。我们厂是24小时两班倒，很多同事不愿意上夜班，我愿意上，上了整整半年的夜班，为什么呢？因为夜班比白班管得松，白天每个师傅都在自己的位子上，没位子给你做了；上夜班不同，各种机器我都可以开起来学，拼命练习。夜班更适合我。

那时我跟了一位很关键的师傅，我当时工资是四五百块钱一个月，他是2000多的底薪，可见掌握的技术对厂里很重要。他做模具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有点“偷学”的味道，看多几次就对精密模床有了大概的了解。1994年，这个师傅离职了，想自己去创业。他的核心技术“流失”对公司发展非常不利，整个公司都很着急。我就说我可以试着做精密模床，老板大概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练习、琢磨，最终我吃透了技术，顶上了师傅原来的位置，成了公司的核心人才。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那时公司没了我的话，很可能就要瘫痪了。

现在回想，能实现这样的提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热爱这份工作，渴望学习更好的技术；第二是我舍得吃苦，其实模床工作对身体有伤害，平时车间里灰尘很大，我们有得肺病这种职业病的风险。但我那时候天不怕地不怕，只要能学到技术、拿到高工资就很好了。

一年后，我从公司的底层提升为骨干，收入也因此上去了。1994年4月我的月工资才500元，5月份就加到1000了。每次发工资，大家都要排队来领，我们工资不用袋子装，而是直接把钱给到你手上。我第一次涨工资自己还不知道，厚厚一叠钱拿到手时，手掌直冒汗，数了一下发现有1280多块钱，当时从没见过这么厚的钱。周围那些厂里的老人家、女孩子都看着我。

当年11月份，我又加了500，到1995年，每个月就能拿到2000块钱，跻身“高薪阶层”了。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1997年。那年春节，我结婚了，老丈人是我们乡党委书记——经过多年努力，我慢慢从家乡的底层爬到了中层。

三

和老婆结婚、成为乡党委书记女婿的故事，要从我在家乡的投资开始说起。

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因为小时候太苦了，所以对财富的重视度远远超过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我年轻时，把赚钱的任务和计划看得很重，其中有一个计划是“五年投资一次房地产”。出来25年，我也完成了五次“五年计划”。

早在1991年中秋，20岁的我就带着打工的收入到回老家，做了件让乡亲们瞠目结舌的事：还了父亲的欠账，拆掉了旧房子——父亲和姐姐都是在那个房子里去的，那儿不能住了——在旁边盖起了一座三层的红砖大瓦房。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大新闻，当时十里八乡，很多老人都拄着拐杖去看热闹。人们翻来覆去说得最多的就是那句话：“20岁哦，20岁建一栋房子！”在村里一排排的土坯房中，我这栋红砖房格外醒目。

农村的孩子知道农村的苦，所以我想搬离农村，最起码要在县城里有个家，将来小孩能在县城读书。1995年“五一”期间，我又回到老家，先是花了一万八在县城郊区买了一块地皮，地皮位于将要开发的工贸区。又向工厂主管和同事借了两万块钱，盖了一座三层楼房。我们祝家村有100多户人家，我是第一个在县城盖房子的，那时候我才24岁，老乡们都很羡慕。

刚开始我的想法很单纯，只觉得自己如果在县城有个地方住，就是“城里人”了，对商铺的利润没想到那么多。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座房子成了我的“第一桶金”：在之后的十年里，县城的地价上涨了十倍，当年1.8万元买的地，变成了18万元；加上盖的360平方米的三层小楼，这处房产的价值已经超过了30万元。

慢慢地我在家乡也有了一些名气，但当我真正去我们乡党委书记家相亲时，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这位书记一直被我视为上层人物，我刚开始一直纳闷，就问媒人：“干部家庭会看中我？是不是女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后来我了解到，他们家人特别欣赏我这种拼搏的精神，他们看得起我，不会觉得我是个孤儿，反而发自内心地佩服我能自立自强。于是我去相亲的时候，有意空手去，什么都不带，但他们家里人却拿我们乡里最高的规格来招待我，酒菜都是最好的，我老丈人还敬了我十杯酒。

1997年正月，我结婚了。一个孤儿成了家乡上层人物的女婿，这是我被老家认可的最佳证明。定亲没花什么钱，结婚的时候我包1万块钱给他们，然后他们又把那1万块钱买了家具，等于说我把妻子娶回家，一分钱没花。我能有这样的福气，很大程度是因为深圳，所以老婆怀第一个孩子时，我和她说，如果生了一个女孩，就取名叫“深深”，如果生了男孩就叫“鹏城”，都是要表达我对深圳的感恩之情。后来，老婆给我生了一个8斤重的白胖小子，我们就直接取名叫“祝鹏城”。

也是这一年，我开始用自己的收入去帮助老家其他人，做了一些慈善的事。我们邻村有三个贫困生，都考取了大学，但家里交不起学费，每次开学我就帮他们一把，他们的学费差多少我就凑多少，全部给交齐。我自己没考大学，知道那种痛苦，所以只想帮他们，从没想过让他们还。这件于我而言的小事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大学毕业了，不单一早把借款还清了，在我投资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反过来帮助了我。

四

二十多年来，我持续收藏着既与自己打工生涯有关，也与深圳有关的物品，暂住证、火车票、工资条、信件、照片、电话卡、汇款收据、各类票证、图书报纸等等，各类文史资料我都保存着，藏品数量能有上万件。它们几乎涵盖了深圳发展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方面。我打心底把自己当做深圳的居民，把深圳当做自己的城市。但是，这些东西留在我手上只能给我的子孙看，所以我好几次把它们捐献给深圳博物馆和宝安劳务工历史博物馆，希望后来的深圳人都看到，发挥出它们最大的价值。

2006年开始，有媒体报道我捐赠藏品的事，也采访了我。后来我成为深圳特区第一代劳务工代表、“十一届深圳十大杰出青年”正式候选人，又被评为“深圳十大观念践行者”。07年，我获得深圳第三届国际文博会免费展位，展出了自己多年的藏品。当年10月，我写的自传《感恩：深圳宝安明星劳务工祝日升的成长纪实》第一部出版。慢慢地，走在街上会有人认识我，说我是“打工明星”。

2008年，我工作了十几年的工厂运作艰难，换了一个新加坡的总经理，当年国庆节之后，包括我在内的一批老员工突然就收到了要求离职的通知。在厂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对它已经有了感情，早就不是为了赚钱、拿高薪而留下，而是想一同见证公司的发展。我记得不到半年前，我们工模部发生了火灾，我拿着灭火器去救火，公司还给了我奖励。没想到这么快竟被辞退，很让人心灰意冷。

庆幸的是，深圳是一个总给人以希望的地方。在失业1个月后，我有机会进入一家文化公司工作。当时文化公司的老总看到媒体对我的报道，也读了《感恩》，他说读得他泪流满面。刚好我认识很多深圳文学圈的人，他就叫我加入，一起做出版。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到处大裁员的情况下，我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技术工，成为了文化公司高管，不得不感恩。到了新公司，我坐在空调房里用电脑，和从前的“蓝领”生活完全不同。更不同的是工资，一个月有一万多，是从前的三四倍，我想都不敢想，好几晚睡不着觉。

我在这家文化公司干到2012年底，之后因为公司出现问题，就离开了。现在我主要做人物的专访和传记，还做了一本商会杂志，一年中大概有三、四个月呆在深圳，多数时间在南京和杭州，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比较自由。

五

2004年以前，我对深圳的感觉还仅仅是“来赚钱”，虽然很感恩，但我并不想在这里落地生根，因为对这里还有很多地方不满意，比如治安乱和就业流动性大。

2000年之前，我们在深圳出门都要防打劫。我们公司的生产经理，给自己厂里出去的员工打劫了好几次，还让人打得鼻青脸肿。我有一回跟着老板的姐姐还有几个同事去晨跑，老板的姐姐戴了一条大项链，结果几个人冲来把她项链抢了，然后立刻窜到了山上去。当时大白天有人打劫已经是司空见惯。在这里就业的流动性也大，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以前厂里的人都怕自己工资高，因为工资一高，很可能有被老板炒掉的危险。早年一手把工厂撑起来的那批上海老人家，忽然有天就被炒了，老板对他们说：“老人家，你回家养老吧！”

2004年以后，深圳的治安逐渐好转，进关的边境令也取消了，条件变得越来越好。那年，我也因为看到一档节目，第一次想留在深圳，将这里当做自己的归宿。这个节目叫做《漂泊的灵魂》，是中央电视台播的，我看完觉得，打工者就是漂泊的灵魂，生命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翅膀还没有长硬、还不能主宰命运的普通打工者，像浮萍一样，飘到一个地方，落脚了，但风一吹，肯定又把你吹跑了。当时我在老家已经投资了三处房产，如果要买深圳的房子，不是买不起，但是我却错过了最早一批“买房得户口”的机会，一直也没有拿到深圳户口，心里不禁觉得自己方向把握错了，投资产生了失误。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因为没有深圳的户口而感到遗憾。这里给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对它的感情有百分之九十九是感恩，但还有百分之一，就是没能成为真正“深圳人”的遗憾。因为户口问题，我和妻子十一年分居，只有一年相处在一起，孩子到十来岁还是留守儿童。户口是一座城市对我们的认可，它能保证我的孩子可以在这里上学。希望孩子在身边、有书读，是所有普通务工者都迫切需要的。孩子上中学时，我想过为了陪他们放弃深圳回老家。那时心中相当悲凉——对于深圳，我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如果哪天要回去，我肯定是流着眼泪回去的，一千万个不舍得。这二十年来，我天天都很快乐，我真的很想把这种快乐延续下去。

但近些年，可能因为年龄大了，对许多事情都看淡了。从前有这个目标、那个目标，但到了40岁却觉得一切顺其自然、不要强求是最好。现在我依旧是农村户口，老婆孩子是县城户口，我也觉得不错。自己对深圳的感情反而更深厚，甚至觉得比老家更亲切。深圳有很多老师、领导、同行和朋友，彼此之间虽然没有像家里的亲邻那么亲密熟悉，可只要有共同爱好、追求，就容易走得很近。我也努力尽一个市民的义务，比如义务献血十多次，社会大事小事都捐款捐物等等。

我当这里是我的家，也一定是我叶落归根之处，将来我会在这儿养老。孩子大学毕业后我也建议他来深圳发展。

回头想想，17岁的时候选择来深圳，认为这里比别的地方好，只是单纯地想着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工。其实，一年四季打工，就是一天天、一年年在这里，然后习惯这里，离不开这里。深圳帮助我梦想成真，我的好几个梦都在这里圆了，而且圆得很漂亮：百万财富之梦、文学之梦、收藏之梦，还有幸福家庭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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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