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文转在文章末尾，没看过这篇文章的，可以翻到最后，先看文章。
解读如下：
《呐喊》久负盛名，《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名篇都是出自这部小说集，如果让我来选择最喜欢鲁迅的一篇文章，却不是这些让鲁迅声名鹊起的小说，而是这篇为《呐喊》所写的序言，如果说从那篇文章读起，我也会说这篇序言。
这篇序言往往为读者所忽略，却是鲁迅从事文学的发端，这篇序言不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在此后百年间为中外学者反复提及。而我喜欢它的原因，就在于真诚。所有的小说尽管都尽力表达真实，但它们始终是虚构的，既然要虚构，就要注重逻辑解构，既然要表达，就要字字斟酌，但这篇序言不同，鲁迅坦诚自己的过往，袒露自己的心灵，对自己的青年时期所遭遇的困顿和迷茫，真实而平静的复述，正是因为真实真诚，使得这篇文章有了澎湃的力量。
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著名的德国学者顾彬曾说：“小说我的标准是鲁迅，他的语言能力是非常高的，还有他的思想。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这位学者的代表著作，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他以很大的篇幅解读了这篇序言，其中不少观点仍然影响着学界。
序言的第一句话尤为重要：“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这句话看似是很稀疏平常的叙述，顾彬却发现，“我在年青时候”之后，偏偏多了“也”字，为什么鲁迅说“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呢？有人曾经做过梦，然后才会说“也”做过梦。顾彬写道：“也”这个字不太引人注目，它勾勒出了过去与现在、青年与老年、激情与绝望之间充满张力的一条曲线。当时，年逾不惑的作者，在满怀骚动的叛逆者包围中回顾自己的人生。他们两方的共同点是青年人的梦想，对一个新生活的梦。
在文章的末尾，鲁迅自己的话，也作证了顾彬的观点，就是这一句：“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所以，读这篇序言，我们首先要知道这篇序言是写给谁看的，他不是写给正在田间耕种的农夫，不是写给高官厚禄的学者，而是写给“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他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在年过四十的时候，告诉这些满怀热情青年，他曾经经历过什么，他为什么会如此迷惘，尽管当时鲁迅已经成为了青年人的心中的希望和光芒，但经历了种种，他同时又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同时，鲁迅似乎也在说，他所遭遇的这些迷茫和失败的经历，很有可能在如今这些好梦青年身上，以其他的形式重复上演。
整个《呐喊》集之中，充满了对上一个历史时期的总结，《明天》这篇小说似乎与鲁迅给父亲看病的经历相关，此事发生于1896年；《药》与光复会时期的经历相关，此事发生于1907年左右；《阿Q正传》又与辛亥革命正相关，在1911年左右；我们在分析鲁迅所表达的主题时，鲁迅在现在对过去总结，并且希望下一代能有“新世界和新生活”，于是，在《呐喊》集中，也不难发现这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关系，《狂人日记》中，狂人说着：“救救孩子”，贯穿了这一代和下一代；《药》中，华老栓夫妇和华小栓，夏瑜的鲜血和华小栓吃下的人血馒头，贯穿了革命者和想要唤醒的人，也是上一代和下一代，；在《故乡》之中，鲁迅又写了两个孩子，闰土和“我”的友谊，以及闰土的孩子和我的侄儿宏儿之间的友谊，再一次贯穿了上一代和下一代——而希望本身就在他们之间相互传递。
虽然鲁迅对未来不抱有期望，但是总会想起青年时仍然做着梦的自己，好像受到什么驱使似的，要去写小说，要进行文学革命，也正是开头的那一句：“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鲁迅所回忆的人生经历的种种事件，都体现了“无力感”。什么叫做无力感呢？好梦的青年，往往认为自己是主宰者——我能主宰我的命运，我甚至能主宰中国的未来。我的主观能动性，我蓬勃的生命力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时至今日，我们常常将鲁迅奉为成功者，他改变了中国，引领了新文化运动。然而当时不惑之年的鲁迅，他更多的是“无力”，从小时候到写下这篇序言，他不知道自己的路往哪里走，也根本谈不上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是被时代的命运主宰，被时代和命运推着走。
少年时，面对家道中落和父亲的病，鲁迅没有能力做任何改变，只能屈辱地变卖家中的财物，为父亲置换药物，还要费尽心机寻找药引子，然而父亲仍然在他面前过世了。鲁迅没有办法拯救家庭，没有办法挽回父亲的生命，父亲的过世给予鲁迅不可磨灭的痛苦回忆，也是他要学医的重要原因，学医是一种对过去痛苦的弥补，也是希望能改变命运，战胜病魔。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又继续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然而在滔天巨浪之下，鲁迅并不是主动去学习新学的人，而是不得以前往了南京水师学堂，他对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还以为未来可能当水兵或者去采矿，这时，鲁迅又不是时代和命运的主宰者，接触新学，更多是机缘巧合，也是因为机缘巧合，他得以前往日本求学。
然而在日本时期，鲁迅已经从被命运选择，开始逐渐选择自己的路，他开始要摆脱命运。学医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曾经付出很大的努力，然而，当他发现国人身体再好，精神却是麻木之后，他又重复做出选择，弃医从文。这时，看似鲁迅已经主宰了自己的命运，然而，正如开头的第一句话所说“也曾经做过许多梦”，为什么是许多梦，因为一个梦破碎之后，年轻人总会怀抱热忱和希望，马上又开始新的梦，谁会想到，人生的梦一个接着一个，总是在破碎呢？
在开始从事文艺之后，鲁迅又很快遭遇了《新生》杂志的流产。在梦不断破碎，人生不断失败之后，鲁迅才写道：“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为什么会无聊呢，后面又写道：“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鲁迅想要从事文艺革命，是希望唤醒国人的，然而，当时的他太过于卑微了，《新生》根本掀不起什么样的波澜，支持者没有，连反对者都没有，于是只能陷入悲哀寂寞之中。鲁迅形容其为“置身无边际的荒原”。年轻的鲁迅以为振臂一呼，就会一呼百应，然而，自己并非这样的英雄人物——顾彬先生又着重提出了“荒原”和“旷野”的意象。
何为荒原，荒原是孤独的，看不到任何同伴，虽然天地广阔，也看不清路在哪里，鲁迅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鲁迅做任何事情，奔跑，打滚，呐喊也好，咆哮也罢，放在孤独的荒原之中，都会被它的无声和平静吞噬。鲁迅又写道：“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与其说是寂寞缠住了鲁迅的灵魂，不如说是荒原缠住了鲁迅的灵魂。他似乎甘愿困在这荒原之中，自我麻痹了，在此时，鲁迅不是一名战士，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对时代和命运低头，他认了命，他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一个人在荒原之中，难道想造出高楼大厦吗？你再努力，再呐喊，又有什么用处呢？谁能听得到？无非徒增烦恼，徒增另一个破碎的梦罢了。
然而，鲁迅仍然记得年少时候的梦，也不想抹杀仅存的希望，所以仍然从事了文学创作。我们再回想一下铁屋之喻，也许鲁迅的呐喊不仅仅是在铁屋旁边呐喊，期望着能叫醒几个人，而是如果没有任何人醒来，他不过是一个在荒原中孤独的呐喊者，他甚至无法预料，再次从事文学创作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也许鲁迅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真的成了英雄，他有了同伴，也同时有了应和者。倘若没有这些应和者和同伴，鲁迅可能写上几篇，又会陷入孤独的荒原之中，在这个时候，是他们给予了鲁迅继续创作下去的动力，虽然人数不多，但足以“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鲁迅通篇在说自己的寂寞、痛苦、和孤独，然而这篇文章，是《呐喊》小说集出版的序言，既然能出版，说明至少仍然有一些读者的，他的呐喊也许真的叫醒了一些人，所以说：“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他们不仅仅是读者，是同伴，是应和者，也是做着梦的青年们。
鲁迅讲述这些，并不是宣扬虚无和绝望的情绪，因为读鲁迅小说的“觉醒者”们，恐怕不少也要体会鲁迅所经历的心境，在当时的中国，哪怕是《新青年》和《呐喊》，也只是流传于少部分进步青年手中，绝大部分国人不认识字，更谈不上理解文学和思想了。这些做梦的青年们，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面对的，是这个社会陷入陈腐惯性的阻力，乃至于同在一屋檐下的亲人，同枕而眠的爱人也未必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就如同都在一片荒野之中，尽管看不到路，也看不清彼此，但听得到一个人的呐喊声——兴许也听得懂这个人的呐喊声，就不会陷入孤独、寂寞和绝望。
《呐喊》自序
——鲁迅原文（红字部分为注释）：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路费），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当时语言改革，没有“她”字，用伊代替）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绍兴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钱玄同，思想家，语言学家），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委婉了一点，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