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过节,我过节,唐朝人也过节,但他们都玩啥嘞?

唐朝人喜欢过节,甚至为了鼓励百姓多过节,唐朝皇帝还亲自拨款赐钱,为的就是让百姓在节日期间玩的高兴,玩的痛快。

但最初的唐朝人过节却并不盛行,由于唐朝太宗,高宗两帝秉承“斥远游”的态度,因此节日仍旧惯常,该过的,一个不少,但新颖的,却近乎没有,基本沿袭前朝状态,只在一些传统节日上搞搞民俗活动,活跃民间气氛。

直到唐中宗即位,民间的节日风潮一起再起,再到唐玄宗亲自发话,要推行“节日游憩补贴”之后,整个大唐的节日风潮,达到历史上的最顶点。

于之前历朝历代,这可谓是开历史之先河,唐玄宗赐钱鼓励各州府多过节,并鼓舞各级大臣在工作之余,一定要:

选胜行乐。

《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开元十八年》: 二月,癸酉,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激其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

这皇帝真有意思,不仅鼓励官员去过节,甚至还自掏腰包给银子,生怕大臣们过节的时候玩不尽兴,他的意思也很明确,通过这种举动,让上至朝野宰相,下至州府员外的各级官员能引领民间风气,从而做出表率作用,大力倡导民俗节日。

而在更早的时期,比如唐太宗与唐高宗两帝,因个人执政理念影响,当时社会上过节的主要娱乐群体,或者说消费群体,仍是王孙官贵为主,到一些特定的节日,参与者仍然是收入更高,闲时更多的唐朝贵族或官吏门阀,会选择在节日当天以度假的形式出门游玩,与亲朋好友共度良宵。

唐高宗·李治

除非是像春节此类特别盛大的传统节日,普通百姓能够更多的参与其中,一般的小节都是秉持得过且过的勤俭态度,更加趋向于不休假,等到唐中宗以后,随着唐朝国力进一步的提升,某些特殊的节日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受到大力推广,愈发变成大众化的节日。

就像我们现在人人熟知的“圣诞节”,说句实在话,头几年国家经济起步阶段,还无人关心这些“洋节”,但近几年由于GDP等一系列指数的翻倍增长,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大众的消费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很多商家就借此机会开始推广某些特殊节日,通过一系列销售手段,将人们的消费能力转换成购买力,从而获利颇丰的同时,也从正面直接丰富了大众的文娱生活。

唐中宗之后逐渐盛行的过节之风,也是如此,因为唐朝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再加上对外开放的文化氛围,吸引中亚各国与众不同的风土人情汇聚,使得一些与中原传统文化有所区别的节日,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并日渐兴盛。

唐中宗·李显

人们借此时机,便会在节日当天以过节的名义休假远游,以此给疲乏的身心适当放松。

唐中宗甚至明确下诏,将官吏与百姓的休假标准作出具体划分:

凡朝廷官吏,“例得寻胜地燕乐”。

《唐音癸签·卷二七·谈丛三》:例得寻胜地燕乐,谓之旬假,每月有之……有司供设,或径赐金钱给费。

凡普通百姓,“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

《旧唐书·列传三十七》: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炎独不废业。

一来通过官吏的表率作用,再用发放游乐补贴的办法,鼓励官员多去名胜古迹或旅游胜地欢乐,有助于带动当地的名声效益,更能提升当地旅游业的整体发展。

二来鼓励民间百姓多在节假日期间外出旅游,如此便能使各地经济得以发展,并进一步通过旅游带动文化的传播,打造出各种旅游胜地,最终受益的除了国家的文化与经济,还能使人们放松因日常工作所带来的疲惫,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与民众生活压力,起到关键作用。

因此由于看到了倡导节日出游的巨大效用,自唐中宗以后,乃至唐玄宗时期经历如安史之变这类动荡,都没能阻断民众对于节日游乐的热情。

那么问题来了,唐朝时的百姓既然如此热爱游乐,他们当时的游玩项目,又有哪些呢?

从具体形式与意义不同,大概可分为三类:

第一,登高临水。

登高说的正是登上高处,观赏美景,具体形式如登山,登塔,或登上高耸楼阁等。

古人但凡有庆事,便会登高观景,邀上三五友人,共同站在山巅或楼顶,举目望去,壮阔景色尽收眼底,同时大型节日还会有名家诗人作诗为乐,也可举杯邀月,思忆远方痔友。

比如我们众所周知的唐代名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其中便提到: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种登高处,插茱萸,也是当时较为时兴的玩乐之一,每到佳节,如重阳或端午,百姓们便会带着一家人登上高处,插下茱萸,以此表达对来年美好生活的祝愿。

与之相同的游乐方式还包括登高之后,宴饮糕酒,携手高歌,观民俗舞等活动,不一而足。

至于临水,我们可简单理解为踏青,每当佳节,便带着亲朋好友去往杨柳低垂的河湖岸边,或赏美景,或观龙舟,观看民间曲艺团体的歌舞之戏,如此松闲一日,自是乐趣十足。

如上所述,登高临水便是唐朝时每遇大节的游乐方式,到后来又发展出更加有趣的百戏,当然主流的过节方式是如此,也有一些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自然又是锦上添花的妙举了。

第二,宗教祈福。

这一类,大概是中国古人最喜欢,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过节方式之一。

古时有帝王每逢佳节遥祭先祖,如泰山祭祖等,但由于唐朝时佛道两教的繁荣发展,涌现出无数独具宗教色彩的特殊节日,有史可考的节日之多,更是达到一年当中能出现道教节日96个,佛教节日99个的盛况。

几乎三天一小节,五天一大节,因此《唐语林》中如此记载:

京师贵牡丹,佛宇,道观多游览者。慈恩浴室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

时人学者康骈也称:

《剧谈录》:京国花卉之晨,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

可见当时每逢佳节人们喜欢去往佛宇道观赏花,而佛宇道观的僧人道士们,也提前栽种好大量美艳芳菲的牡丹,乃至“游览者罕不经历”,摩肩擦踵,络绎不绝。

这大抵也属于唐朝时一种特别的盛况,唐朝时期空前的文化开放,包容宗教的思想,使得人们在参与到宗教节日中时,又能祈福游憩,再加上宗教场所内的壁画雕像等艺术作品,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使人们开阔眼界,更为民俗文化涂抹上与众不同的宗教色彩,最终因自古宗教之间的地位相争,为扩大各自影响,纷纷使尽浑身解数,通过互相竞争的方式尽可能多的招徕游客,过程中如上文所述的培育花朵,雕刻奇异景观,组织文化探讨集会等活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并最终促进了节日氛围的高涨与开放思想的演变。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宗教历来具备神秘色彩,而唐朝时期的佛道两教,则积极的对外开放,使普通民众能了解到更多的宗教文化,而非一味宣扬自身的神秘性,其本质上体现的其实是大唐时期崇尚自由的观念,为了迎合不同阶级不同人群的游乐需求,唐朝时期的宗教活动,实际上已经逐渐形成了娱乐性与文化性兼备的特殊活动,而非我们惯常认知里刻板的宗教形象。

总的来说,唐朝时期的宗教节日虽多,但大多具备传统的民俗文化色彩,目的在于宣扬不同文化,进行了大量创新,使得整个唐朝社会更加包容,自由。

第三,游艺百戏。

彼时的长安开元盛景,每到诞节,即皇帝生日这天,张灯结彩的长安城便会聚集来自天南地北的民俗艺人,又得益于“天朝上国”的美名,奇装异服往来不绝,锣鼓喧天,莺歌燕舞,堪称热闹非凡。

走在长安街头,随处可见异域绝技,有来自天竺的耍蛇人,白胡络腮,仅凭手中一杆莫力长笛,便能让毒蛇翩翩起舞。

当然最为常见的,还属中原奇技,诸如“托鼎、寻幢、吞剑、吐火”等传统百戏,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赏,喝彩之声不绝于耳。

再比如“立部伎,鼓笛喧。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等“西凉伎”,总而言之,在大唐开元诞节活动最为昌盛时,其不论文化种类丰富程度,还是大众普及程度,以及艺术专业程度,都可称得上是唐朝历史之最。

而受到惠及的,自然就是百姓,唐玄宗也会亲自设宴,宴请各国来贺使臣与文武百官,展现唐朝万邦来仪的大国风范。

总结来看,唐朝时期的节日之风,不仅活动内容丰富多彩,而节日与节日之间也有不同的礼俗与活动,每到佳节,不论是何种阶级何种身份何种地域的百姓,所去往的游乐胜地与所见文化节日均是相同,这既体现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文化认同感、同时也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体现出一种不同与他国的稳定性,仔细想想,似乎千百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虽然经历过几次变革大潮,但其人为思想的内核却始终未变,不论是春节还是重阳或者端午,千百年来的形式或许有所不同,但主题思想仍旧一以贯之,而这些传统节日与盛大活动,又极大丰富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文娱生活,积极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所以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一脉相承的认同感,以及中华大地上的百姓们,千百年来始终追求人伦幸福所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才塑造出我们今日如此丰富多元,又不失悠久历史特性的中华文化,使我们有更多的民族文化快乐可以去体会,在最日常的节日中,能有更多的游乐意愿去选择,虽然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但其核心本质,却在于这种文化的认同,能使中华民族日复一日更加凝聚,最终驱动中华民族这一整体,向着无比光辉的历史未来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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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开元十八年》: 二月,癸酉,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激其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

《唐音癸签·卷二七·谈丛三》:例得寻胜地燕乐,谓之旬假,每月有之……有司供设,或径赐金钱给费。

《旧唐书·列传三十七》: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炎独不废业。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唐语林》:京师贵牡丹,佛宇,道观多游览者。慈恩浴室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

《剧谈录》:京国花卉之晨,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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