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其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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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席卷了整个欧洲;这一年,清朝皇帝乾隆驾崩,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是中国历史上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其爷爷康熙;这一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上任。

提到清朝,不得不提贪官和珅,他是乾隆最信任的大臣,据考证在乾隆最后的五年,和珅贪污掉了国家税收的一半,以至于康熙驾崩后15天,嘉庆皇帝以“二十大罪”,赐死和珅,死后,和珅被抄家,其财富相当于5年的国库收入之多。和珅的贪污,是政府高度集权的产物,在清朝自乾隆之后,朝廷腐败日渐恶化,最终导致走向了灭亡。

但在地球另一端,华盛顿放弃了集权,将自己的任期定位8年,并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并进行了三权分立: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实现了民主和限制了集权的产生。

到了1820年,中国人口3.81亿,美国则仅为1000万人,经济总量也相差38倍之多。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其实当时是一个不在同一水平的小国。

但此后的100多年,世界的钟摆偏向了西方,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础上,其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而反观当时的中国,可以说在明清两代,中国的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已经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停滞,甚至倒退。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是延续了千年的农耕方式,工业产业没有得到有效发展,也没有享受到欧洲工业革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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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业中,票号是唯一一次重大的创新,在票号由盛转衰的100多年中,山西的晋商人表现出了令人吃紧的诚信精神,在19世纪40年代,上海汇丰银行的以为经理说:25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从来没有出现一根骗子。可见诚信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部分,“以信制利”的商帮文化的传统。清代晋商的资产约有1亿两白银左右,接近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中国工商阶层虽然有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等商帮出现,其财富积累也具有相当的规模,但是由于中央集权的的日趋严重,导致商人并没有安全感。在官商经济和权贵经济的影响下困难前行。通过财富去依附权贵,让子女获得权贵:以商致富、以宦贵之,成了商人的唯一出路。

1776年,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成为了欧洲工业革命的标志,而在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提出了电流理论,创立了邮信制度。而与此同时期的中国,却没有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和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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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在清朝中后期,有个人的财富超过了任何一个晋商和徽商,这个人就是伍秉鉴(1769-1843年),他也是少有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有声望的中国人,他个性低调,不苟言笑,诚实,亲切,细心和慷慨,有天生的儒弱性格。但他是毫无疑问的清帝国首富,在《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的1000年以来世界上富有的50个人中,伍秉鉴是6个入选的中国人的商人。

他的父亲是潘启家族同文行的财房先生,后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扶植下自立门户,创办了怡和行,伍秉鉴32岁继承父业,历时20年,终于超越同行成为杭商的领袖:商总。

他的成功得益于两点,一个是谦逊和敢于吃亏,第二是与英美外贸公司的关系超乎想象。1833年,英国国会剥夺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从此,东印度公司退出了对华贸易。之后,伍秉鉴扶植了三家洋行,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成为势力最大,控制了对华贸易的三大外资企业,但也正是他扮演了“帝国掘墓人”的角色,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与鸦片走私千丝万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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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开始,鸦片从阿拉伯传入中国,而此后1729年,雍正年间曾多次禁止鸦片进口和贸易,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1729-1800年间,中国的鸦片进口增长了超过20倍,成瘾人数约10万人。1818年,英国科学家研制出了更廉价和成瘾更强的鸦片,并迅速扩大了消费市场。

在在这个庞大的鸦片贸易的顶端还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1833年,东印度公司退出对华贸易市场后,英美央行承接了所有的鸦片业务。到1834年,鸦片走势大幅增长,是20年前的100倍,其数量已经足够供1000万瘾君子吸食。禁烟行动迫在眉睫,1839年,道光年间,钦差大臣林则徐被派往广东禁烟,并收缴了两万余箱鸦片在虎门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此后,道光皇帝下令永久性禁止中英贸易。

作为报复,1840年6月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在1841年签订了《广州合约》,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在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时刻,也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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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300年-1820年500余年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增长,而欧美各国相继超越了中国。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清代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所有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甚至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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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次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俄罗斯人趁机占领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在科技技术和民主进程上,欧洲也经历着巨变。18,19世纪的欧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1844年美国人发明了电报,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成为第二共和国,民主风潮席卷欧洲,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引起了科技界的轰动,1860年,美国总统林肯推翻了奴隶制度等等。

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控制着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它将周围国家列为藩属国。这一平衡直到19世纪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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