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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小昭
周日专栏/罪案史录
在古代文学里，有一类叫做“公案小说”，在传统戏曲里，有一类“公堂戏”，讲的都是古代官吏断狱审案的故事。 比如京剧《玉堂春》，和《三言二拍.玉堂春落难寻夫》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妓女苏三（玉堂春）被诬陷杀人，而太原府三堂会审（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主审官是她当年的情人王金龙，最后冤枉申雪、夫妻团聚；《铡驸马》讲的是秦香莲状告丈夫陈世美重婚罪，遇到了青天包拯，负心郎最终被判了死刑，这个故事也被收录在小说《龙图公案》里。还有《彭公案》、《施公案》、《海公案》，现实中，有大家熟悉的“十大奇冤”《杨乃武与小白菜》...
然鹅，纵观这些故事会发现一个悲哀的事实：没有一个案例是苦主依靠法制的力量打赢官司的。
▲《审死官》剧照
但有一出戏或许是例外——粤剧《四进士》，讲述“被吊销律师执照”的前任刑房书吏宋世杰，为访民杨素贞打官司的故事。《四进士》被翻拍成多部影视剧，影响较大的有TVB《状王宋世杰》和周星驰电影《审死官》。
《审死官》是表现中国古代状师电影中的代表作，被CCTV《第十放映室》节目评为“1992年周星驰奉献给电影观众的最精致的礼物”，片中有许多关于古代司法制度的细节描写，在搞笑之余不失为一个了解古代法律文化的好题材。
一.“访民”杨秀珍
▲《审死官》中拦轿告状
从古至今，民告官和“上访”都不是一件诗情画意的容易事。在电影《审死官》中，杨秀珍的上访之路更是步步维艰，因为拦轿告状和越级上访、上诉等都是“违法”行为。
大清律规定：民告官如子杀父，先坐笞五十，虽胜亦判徙二千里。
《唐律疏议·斗讼》对“越诉”的惩处有这样的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越级上访告状，先挨四十大板再说；宋太宗至道元年五月下诏：“诸路禁民不得越诉。杖罪以下，县长吏决遣。有冤枉者，即许诉于州”;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四月又进一步规定：即使确有冤枉，也“不得诣阙越诉”。
元朝稍微有些变通，《元史·刑法志》载，“府州司县应受理而不受理，虽受理而听断偏屈，或迁延不决者，随轻重而罪罚之”。
明朝规定，“冤不得越告”。《明史·刑法志二》记载，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明宣宗宣德年间，“越诉得实者免罪，不实仍戍边。”到了明代宗年间，“不问虚实，皆发口外充军，后不以为例也。”
清朝对“京控”告御状的，惩罚相当重。《大清律例·刑律·诉讼》规定：“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讼冤枉，奉旨勘问得实者，枷号一个月，满日，杖一百。”哪怕你告的是实情有冤枉，也得先受刑关押一个月，出狱哪天还得打一百大板。（来吧，告吧，死吧！）如果是集体越级上访，首犯“发边远卫所充军”，其他各降一等发落。如果查出背后的主谋，即使其未随京上访，“亦照首犯治罪”。
“截访”在古代也不少见，如在清朝，有的贪官害怕“京控”，派专员或成立截访小组截拿“上访者”，扮土匪在半路上将上访者的盘缠抢走。清末地方官甚至蓄养打手，“专殴控漕之人”，民众控告无门，只好造反。
尽管胜算极微的漫长上访打官司路途充满了渺茫和恐惧，已经封笔的“讼师”宋世杰仍决心为杨秀珍讨回公道，于是重出江湖，再上公堂。
二.“讼师”宋世杰
▲周星驰凭借《审死官》中宋世杰这一角色获得了当年第37届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奖，获奖原因正是这一滴眼泪。
封笔前的宋世杰是个巧舌如簧，颠倒是非的“讼师”，在他帮富商之子陈大文打赢了殴打张小四致死案后，他忍不住流了一滴眼泪。他的报应很快来了，十几个儿子相继早夭——这段情节其实是对古代讼师社会地位的映射。
与现代人遇到纠纷、权益被侵害等情况提倡用法律的武器“对簿公堂”来解决不同，古人们倡导的理念是“无讼”,尽量避免到官府解决纠纷,这种“无讼”思想不仅为官方所推崇,也为民间所效法；经过调处而平息诉讼称为“息讼”，古代当官的以说服百姓不打官司“息讼”为荣；另一方面,由于官吏腐败和刑讯逼供,百姓认为诉讼并不是一种公正价值判断，“好讼”和道德败坏是同义语，把参加诉讼视为耻辱。
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体制中,讼师是被严格禁止的。《唐律·斗讼》规定：“诸为人作辞蝶，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宋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衙门每结案之前，几乎必先办讼师；《大明律》规定：凡是教唆别人打官司的，为别人写诉状时增减情节的，以诬告论，代书者与当事人同罪。与现代“律师”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高大上的形象不同，古代“讼师”是“下九流”，他们的形象是贪婪、冷酷、狡黠、奸诈。
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讼师是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邓析(公元前543年—公元前501年)。邓析能言善辩,“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其办案酬劳是“大狱一衣,小狱襦袴”。作为雄辩家的邓析,因“助讼”得到百姓的广泛认可,但在统治者眼中其行为是“乱法”,最终难逃被杀的厄运。
春秋以后,史书对讼师的记载很少,唐宋之际逐渐增多。宋朝一些地区的“讼学”开始兴盛，欧阳修记载安徽歙州“民习律令,家家自为薄书”；《袁州府志》载江西一带,“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律为业”；在宋人所辑《明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关讼师的判词就有二十余篇,讼师名称也多种多样,“讼师鬼官”、“把持人”、“茶食人”、“健讼之民”、“珥笔之人”等；明清时期讼师活动更加普遍，特别是清代，有大批以“诉讼”为职的“专业”人员。
▲公堂上的宋世杰
清末教育家汪恸尘撰写的《苦榴花馆杂记》一书中，记录了多个讼师的故事，其中尤以“杨孝廉”最为有名。
有个人跟老爸吵架，吵急了眼，给了老爸一拳。忤逆不孝在古代是“十恶不赦”的重罪。这个人求助于讼师杨孝廉，杨孝廉一口把忤逆子的右耳朵给咬了下来，疼得他大呼“痛杀我也”！杨孝廉把血淋淋的耳朵吐在地上，笑道：“可以了。”
第二天在公堂上，县令责问他为什么要打老爸，忤逆子摘下包着右耳的棉布，一边哭一边说：“家父因为一点小事责罚我，用刀砍伤我的耳朵，我疼得不行，不小心扬手推了他一下，实在不是有心的。”县令一看，那耳朵上的伤口是新的，便信了他的话，而老父亲心疼儿子的伤也不再追究。
清代笔记小说《小豆棚》（清.曾六如）里的湖州女讼师“疙瘩老娘”以“一字千金”而闻名，“凡有大讼久年不结者，凭其一字数笔，皆可挽折，虽百喙不能置辩”。
当地有个富家的年轻儿媳，丈夫死了后想改嫁，而公公不允许，想强迫她守寡。儿媳找到了疙瘩老娘为其伸冤。疙瘩老娘写了一张十六字的状子“氏年十九，夫死无子，翁壮而鳏，叔大未娶。”壮年单身的公公与小叔和年轻的寡媳同处一屋，有乱伦和失节的嫌疑，在当时“礼法”德治的思想下，一旦成为事实必然对地方官的政绩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状子呈上去后县官判准儿媳改嫁。
寡妇改嫁案后不久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情。当时江北一带歉收，很多人从江南买米，江南的米商囤积居奇，拒绝卖米，“构讼汹汹，贩者蜂拥，莫可为计”。江北的一个商人花了三千两银子请疙瘩老娘写状词，请求官府下令江南开仓卖米，这篇状词中有一个对联，“列国分争，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理据兼备、气势宏大，状子递上去“词今日入，而明日遂放籴焉”。
讼师对案件胜负起着关键作用，甚至有一词一句定乾坤的效果，除了他们精通律法、巧言善辩外，很大部分原因是因当时的诉讼程序不完备、重口供轻调查、缺乏辩论程序等，《审死官》中的宋士杰正是其中的典型。
3.“官官相卫”该当何罪
▲欺人如欺天，无自欺也。负民即负我，何忍负之(注意落款署名）此联是清代康熙年间监察御史魏象枢所书。
八府巡按：“哼！宋士杰，你想怎么样？
宋世杰：吐痰兼告官。先告你山西知县，在你管辖之内，有人死于非命，你视若无睹，失职！再告你山西布政，纵妹行凶，知法犯法。三告广州知县，贪赃枉法，陷害忠良，没事还乱放屁。顺便连你一块告，枉你身为八府巡按，纵容属下，办事糊涂，枉你自命清如水明如镜，浪得虚名，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要是我告上朝廷，保你抄家灭族啊。
电影中，八府巡按（秦沛饰）这个角色耐人寻味。宋世杰对他的评价是“贱的正直”，出手救杨青包括最后案子胜诉都是因为他“正直”；在官司过程中的他既想维护法律的公正，又想护卫同僚，所以他贱。
他的扇子在电影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隐喻颇多。杨秀珍的二哥骗了杨青的银子后，意外坠崖身亡，这被路过的八府巡按目睹，为怕日后杨青被官府误判，他把自己的扇子给杨青作为信物。后宋世杰身陷囹圄，杨青探访时宋世杰得知了扇子原主人的身份，便用血在扇子背后写下“官官相卫”---正是“官官相卫”四个字，八府巡按受理并重审了杨秀珍一案。
▲宋世杰血书“官官相卫”
“吐痰兼告官”宋世杰指控的的官员们，放到现实中各该当何罪呢?
（1）山西知县
山西知县，在其管辖范围内出现命案却不闻不问，是为“失职”，触犯了《大清律例》的卷六吏律职制·擅勾属官律文“若属官承顺逢迎及差拨吏典赴上司听事者，罪亦如之。
（2）山西布政司
▲山西布政司写给广州知县的信
广州知县何汝大派衙役往山西押解姚田氏夫妇回广东受审，山西布政司故意拖住衙役，并另派公差将嘱托公文并5000两贿赂银送与何汝大，以求包庇姚田氏夫妇。在重审时，作为嫌疑人姚田氏的亲哥哥，没有回避仍旧上堂听审。
山西布政司首先犯了《大清律例》中的“吏律职制擅勾属官”：“凡上司催会公事，立（文）案定（期）限，或遣牌，或差人，行移所属衙门督并（完报），如有迟错，依律论（其稽迟违错之）罪。若擅勾属官，拘唤吏典听事及差占司狱、各州县首领官，因而妨废公务者，（上司官吏）笞四十。”按律应除笞四十，题参解任。
在明知其妹姚田氏谋杀二叔情况下，写信给主审官何汝大，并以五千两白银贿赂，同时触犯有事“以财请求罪”和“嘱托公事罪”：
《大清律例》刑律杂犯嘱托公事律文：“凡官吏诸色人等，（或为人，或为己）曲法嘱托公事者，笞五十。但嘱即坐。（不分从、不从。）当该官吏听从（而曲法）者，与同罪；不从者。不坐。若（曲法）事己施行（者），杖一百。（其出入）所在（之）罪重（于杖一百）者，官吏以故出入人罪论。若为他人及亲属嘱托（以致所枉之罪重于笞五十）者，减官吏罪三等。”
《大清律例》“受赃有事以财”条：“凡有以财行求及说事过钱者，审实 ，皆计所与之赃与受财人同科，仍分有禄、无禄，有禄人概不减等，无禄人各减一等...”。山西布政司属于有禄之人，应不减等与受财人同科。依律应先笞五十，又因行贿者与受财人同科，后处绞刑以上刑。
作为嫌疑人姚田氏的亲哥哥，山西布政司没有回避仍旧听审，按听讼回避“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或旧为上司与本籍官长有司）及素有仇隙之人，并听移文回避。”按律他应被“笞四十”。
（3）广州知县
▲广州知县何汝大（吴孟达饰演）
宋妻携杨秀珍状告姚田氏夫妇，知县何汝大不问明案件始末，不考虑案件实情，只因对宋世杰心存不满就责令衙役对宋妻施行“甲”刑--掌嘴三十，按照《大清律例》刑律断狱上故禁故勘平人第二条例：“内而法司，外而督抚、按察使、正印官许酌用夹棍外；其余大小衙门概不许擅用。若堂官发司审理事件，呈请批准，方许刑审。若不呈请而擅用夹棍、拶指、掌嘴等刑...“何汝大应“照失察例处分。”
▲宋妻被“甲”掌嘴
在姚田氏夫妇到广州受审时，何汝大对宋世杰用刑--“丙”，宋世杰不服上诉时，何汝大一方面怕受贿之事败露，另一方面为泄私愤，将宋杖一百并戴枷锁游街示众，又将宋世杰打入了监牢并处以刑罚。按照《大清律例》刑律断狱下·断罪引律令第二条例：“承问各官审明定案，务须援引一定律例”何汝大应“笞三十。”
何汝大在受理杨秀珍一案后，山西布政司写了亲笔信要何汝大包庇罪犯，并以五千两贿赂，虽然何汝大拒绝了银子，但其妻随后收了银子。
何汝大收到山西布政司的信并且按照信中所托包庇罪犯，按照《大清律例》刑律杂犯嘱托公事律文“当该官吏听从（而曲法）者，与同罪”他应“笞五十”。
▲山西布政司贿赂何汝大的5千两银子被何夫人收下
何汝大得知其妻收受贿赂后，并没有将赃款送回。按照《大清律例》受赃家人求索：“凡监临官吏家人，（兄弟、子侄、奴仆皆是。）与所部内取受（所）求索借代财物（依不枉法，）及役使部民，若买卖多取价利之类，各减本官（吏）罪二等...若本官（吏）知情，与同罪”何汝大应处绞刑以上刑。
以上官员们“官官相卫”均触犯了《大清律例》刑律断狱下断罪引律令第一条：“……承问各官徇私枉法、颠倒是非、故出故入情弊显然，及将死罪人犯错拟军流、军流人犯错拟死罪者，仍行指名参处。”八府巡按也无可奈何，一众官员只得在宋世杰的嘲笑声中低头伏法。
清朝嘉庆帝曾用“覆盆之冤”形容民间诉讼——他是电，他是光，他是百姓唯一的神话。“越级上访”和“进京告状”成为庶民讨“公道”的最后途径，仿佛是统治者为民众开启了一条“直达青天”之路。
然鹅，杨秀珍常有而宋世杰罕有，何汝大常有而包青天罕有。在《审死官》这类故事背后，是“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员，百姓不信任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不信任百姓的循环后，百姓只好（能）相信奇迹”这样一个个无趣和无奈的真相。
参考资料：
《唐律》《宋史》《元史·刑法志》《大明律》《大清律例》
《论越诉》（南宋.胡致堂） 《影像中的司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无讼与中国法律文化》-2004-05-20《东北师大学报》
《周星驰电影《审死官》中官员违法行为探析》-瀚海閣新浪博客
赵小昭：现居于成都，大龄未婚问题美少女。专注于一切有趣无意义之事，做浮华时代清醒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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