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年间，说及遵义名产时，产于仁怀县茅台村的“茅酒”，自是其中很为重要的一种。但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遵义名产绝非茅台酒一种。如在近代文人龙振济笔下的遵义名产中，茅台酒尚排在银耳之后。

在《遵义与银耳及茅台酒》一文中，龙振济在叙述遵义建制变迁、历史发展概况和人口等情形后，着重介绍了银耳和茅台酒两种其所认为的“遵义名产”。关于银耳，龙振济写道：

遵义名产有白耳，白耳即“银耳”也，以四川之通江产最驰名，故有“四川银耳”之称，但黔北各县，亦产之。因通江银耳产量有限，川人善贾，常遣人之黔采购经重庆浮江而下，散之各省，购者多无从以辨也。白耳与普通木耳类，非以子栽，乡人秋取栗枫等木，置积山溪，藉其浸润，因微菌附着，遂以产生，摘而烘干，即可售市，取而洗净，清蒸调以糖，颇适口，实则耳固无味也，味在糖耳。顾富贵中人竞购服之，谓能滋补，功同燕窝，视为珍品，故价弥昂，昔年沪上售者，两值数元至十数元，与普通黑耳数铜元一两者，真不可同日而语，即在今日之遵义，亦价不菲，实则白耳之异，特在色白，朵小而密累如球耳。世人乃以其稍异寻常，遂谓其有滋补功，未免涉于臆测，况依近人以科学研究，尚谓白耳远不及黑耳之富维他命质，世人珍之，能不异焉，正若辽东白豕，以白而贵矣。此盖富贵中人，膏粱既厌，惟异是求，商人射利，投其所好，故昂其值，白耳之功能滋补，质之食者，亦未能以事实证明，不啻餐芝长生，一人言之，百人和之，遂著成定论耳。（龙振济：《遵义与银耳及茅台酒：“入川行”之一》，载《逸史》，1940年第1卷第9期，第8页）

在文中，龙振济介绍了银耳著名产地在四川通江，但遵义银耳也以其价值昂贵而知名于世，为“富贵中人”所孜孜以求。当然，龙振济的笔触，对遵义银耳之昂贵的市价，是持批判的态度的。他认为，银耳本身并无味道，且他所处时代的科学研究，便已经证明银耳维生素含量尚不及黑耳。之所以价值昂贵，不过是商人射利，白耳相对难见，富贵中人讲究排场罢了。作为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龙振济对作为奢侈消费品的银耳之态度，由此可见。

遵义茅台镇（来源网络）

在论述了遵义名产银耳后，龙振济将笔触转移到了另一名产——茅台酒。在龙振济笔下，茅台酒是这样的：

遵义名产除白耳外，尚有茅台酒。然茅台酒实产于遵义西北之仁怀县茅台村，俗亦称茅酒。盖以村之名而名酒，茅酒气味芳冽，远胜山西之汾酒，四川之大曲，传茅酒之创制，始于清道咸间，有黔人华某者，官于泸州，为盐运使，自泸运盐入黔，须经仁怀，华见幕中僚属，多山西人，饮汾酒，以其芳冽，思仿制之，偶于茅台村见有泉，水清而甘，因取试制，果成佳酿，后遂家于茅台，就泉作井，取以制酒，尔后美传遐迩，人争购焉，惟今之制者，已不仅华氏一家，因射利者众，故除华氏之“成义”茅酒外，尚有荣华等号，顾论者均谓别家所产，均不若“成义”者佳，因荣华等号，虽亦就其泉水，但以“成义”系取自井中，荣华等号乃浥诸井外余流者，水在井则甘，出井则淡，是以不若成义也。说虽如是，实亦荒诞无稽，欧阳永叔《醉翁亭记》有云：“泉甘而酒冽”，水与酒之关系固有；但未必在井则甘，出井即劣，此大抵与制法又有关系，成义独得其秘，遂故神其说以扬誉耳。闻诸黔友言，“成义”酒不多，购之者众，酒未入锅，而货已先定，故鲜有待售于市者，以是近日遵义贵阳各地所售，“成义”茅酒，皆赝品也。然即“成义”赝品于遵义市间，亦需二元八角一瓶，良不菲矣，又闻“成义”茅酒曾以之赴巴拿马赛会，得优奖，且传茅酒之赴赛也，品者皆誉为第一，虽法之白兰地亦不能比美，与景德之瓷，同可为我国争辉，顾法亦以瓷酒著名，且为大宗出品，倘冠军俱为我国夺，则法之经济将受莫大之影响，会中主持者亦觉不宜取怨于强邦，结果，使我与法平分秋色，以瓷器冠军与我，而以酒冠军与法，茅酒遂在此不平评判之下，乃不得不屈居其次矣。此说虽未可全信，然亦足发我人深醒，盖今之高等华人惟外货是崇，盛筵之上，非白兰地不足以眩其贵，岂知我固有旨酒在耶？可知国人之盲目崇拜，反足贻人笑柄也。然茅酒之在今日，虽已驰誉远近，其所以未能与白兰地争胜世界市场，亦大有因在。以茅酒虽旨，欠宣传则名不著，小制造则不能广销场，无专利则赝品充斥，非薄税则无以与洋酒争衡，倘能改而善之，茅酒亦岂仅如今日之不振耶，然而我国名产，类如茅酒者无亦多多，其奄促不振，大抵亦由于此四因，故余以为政府欲促进生产，苟能就我固有之各种名产，予以奖助，丰其资本，薄其赋税，教以宣传之术，助其推销便利，即大有可观，若更能以政府之力，投巨大资本，大量以经营，则各种名产之输出，即可以富国，其奈国人并未注意及之！尤可痛者，如金山之橙是种本采自新会，且已变味，唯以美人善为经营，今日新会橙之市场反为其所夺，能不慨然！

余过遵义，以非富贵中人，亦无滋补之需要，故未购银耳；又不善饮，虽有名酒，未尝入口，古人有“恨不能生在酒泉”者，能不笑余枉入宝山空手回耶。（龙振济：《遵义与银耳及茅台酒：“入川行”之一》，载《逸史》，1940年第1卷第9期，第8-9页）

若论篇幅，龙振济对茅台酒之着墨，远较银耳为多。就其具体内容而论，龙振济在文中，也颇触及了茅台酒的不同方面。龙振济自言其“不善饮”，故对于茅台酒“未尝入口”，所以其对茅台酒的书写，颇重于知识性的介绍和理性的思考。在文中，龙振济介绍了茅台酒的起源。虽然龙振济亦认为茅酒起源于山西汾酒，但却“远胜山西之汾酒，四川之大曲”，可见时人对茅台酒评价之高了。文中“荣华”，当是“荣和”之误。荣和烧房创设于华家成义之后，但在近代茅台酒的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实，成义出品茅酒质量之佳，正如龙振济在文中所剖析的，并不在其水质之异。因成义与荣和等烧房，其取水均是一样。即便是制法上，也基本一样，甚至连酒师都有共用的情形。其品质的差异，在成义为更老的字号，恐在消费心理上形成了先入为主之成见。当然，或许也有其质量较高的缘故，但并不会单纯如作者所言乃因成义“独得其秘”的“制法”。

茅台酒（来源网络）

在龙振济此文中，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茅台酒市场情形的信息。如其言“成义”之酒不多，“鲜有待售于市者”，亦是当时实情。茅台酒因产自黔北之茅台一地，交通尤其不便，原料购入及成品输出均是大困难。加上其他种种因素，自然难以大规模生产。茅酒声誉日隆，消费畅旺，故销路确实不是问题。作者言遵义贵阳等地所售茅酒，多属赝品。即便其所言不是事实，但也描述了当时茅台酒消费的一大特殊情形。在民国年间，“仿茅酒”在省内外的影响，恐较之今人的认识还要大得多。故龙振济所言之“赝品”，恐是当时所风行之“仿茅酒”。而其售价之昂（如龙振济观察到，在遵义的“成义”赝品，都要二元八角一瓶，远高于一般烧酒），更是催生了更多的“仿茅酒”了。

在龙振济笔下，其对茅台酒巴拿马赛会获奖故事的记录和诠释，亦颇有意思。虽龙振济言“此说虽未可全信，然亦足发我人深醒”。即在巴拿马赛会上，茅台酒与瓷器，均位列一等。但法国也是以产瓷和酒闻名的国家，深恐中国之瓷与酒均得优等，最后会影响到法国的国家利益。故中国瓷器为赛会“冠军”，而酒则为法国之白兰地，故茅台酒“不得不屈居其次”。此种实情为何，一时难以断定。但龙振济笔下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则昭然若揭。实际上，茅台日后对巴拿马赛会获奖故事的敷衍，基本沿袭了龙振济所转述的这一故事情节。因中国贫弱，或是受外国欺凌，并没有给茅台酒以相当的地位，所以演绎出了后续的那些精彩故事。有时候，故事本身如何发展，已经不再重要。而其所表达出的意义，却历久而弥新。

对于当时社会上“高等华人惟外货是崇，盛筵之上，非白兰地不足以眩其贵”的状况，龙振济可谓是深恶痛绝的。近代以来，洋酒输入确实改变了中国酒类消费的版图。尊尼获加威士忌、轩尼诗白兰地等当今知名的品牌，在民国时期就是一般达官贵人宴席上的必备酒品。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政府甚至下令禁止洋酒进口。对酒类消费，也有相当的限制。但有权有势者，并不受此禁令的约束。正如龙振济所观察到的，即便茅台酒在其时已经享誉世界，然仍未能与法国的白兰地等洋酒在市场上争胜，是有着其重要原因的。

“欠宣传则名不著，小制造则不能广销场，无专利则赝品充斥，非薄税则无以与洋酒争衡”。这四点，是龙振济所总结的茅台酒之困境之因由。诚哉斯言也！此数点，确实是限制茅台酒影响进一步扩大的最重要原因。那有没有补救或解救之道呢？龙振济认为也是有的，“政府欲促进生产，苟能就我固有之各种名产，予以奖助，丰其资本，薄其赋税，教以宣传之术，助其推销便利，即大有可观，若更能以政府之力，投巨大资本，大量以经营，则各种名产之输出，即可以富国”。一方面可以抵制国外酒品的流行，一方面又可以发扬国货，实现富国富民的理想。至此，龙振济所论者，已经不仅限于茅台酒一种，而是在思考中国特产的出路问题了。

从上引文字及相关分析中，我们大略可以得知，龙振济并非一般文人所能比拟，其对事物的看法，总有其超越的一面。就阅读所及，龙振济为何许人，并未见到详细的信息。只大概知道其为广西柳州人，当是广西著名的文人和报人。其有《重庆赠覃连芳将军》等诗。覃连芳（1894-1958），桂系著名的壮族将领。龙振济既然有赠诗公开发表，想其诗作水平当不会太低。早在1927年的《爆声》杂志上，龙振济就有系列专文探讨妇女解放问题。或可知其为较为积极和“革命”的人物。从其后续主办刊物的载文情况来看，其或为国民党人，但在抗战等重大问题持有坚定的民族立场。

在一份名为《克敌周刊》的时论刊物上，就载有龙振济《党有领袖国有重心矣》《纪念“九·一八” 清算我们的血债》《最近敌机狂袭本省与我们的对策》《第三期战争的展望》《长江南北大捷与今后战局》《论石油节约》《论英日谈判》《战争与科学家》《敌能进攻华南吗》等文章，仅从文章标题，都能基本断定龙振济抗敌爱国的坚定立场。《克敌周刊》1938年创刊于桂林，主要介绍国内各战场进展情况，鼓吹爱国抗敌，发表分析抗战形势的政论，刊登战地杂讯，报道各界民众抗日救国活动，对台儿庄大捷等重大战况有详细的报道。其主要撰稿人就有龙振济。

刊载《遵义与银耳及茅台酒：“入川行”之一》一文的《逸史》杂志，龙振济为发行人，1939年创刊于桂林，由广西名流和革命耆宿马君武题写刊名。据龙振济所言，《逸史》杂志旨在“本着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尽一点宣传的责任，作一点宣传的工作”。内容主要评述国际时事和国内抗战形势，刊登国民革命历史回顾、人物评传及人物访谈、地理风情漫谈、文艺评论和一些文学作品。

龙振济相当关注革命人物采访报道与相关资料搜集。在《逸史》杂志上，便有多篇相关文章刊载，如《革命老英雄关仁甫先生访问记》、署名关仁甫和龙振济的《四十年来革命回忆录》（均（载《逸史》1939年第1卷第1期），其与王西原合作的《黃复生先生革命事略》（载《逸史》1939年第1卷第7-8期）等。关仁甫（1873-1958），广西上思县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黄复生（1883-1948），四川省隆昌县人，近代革命家。亦可想见龙振济所持的立场了。

可惜现在所见“入川行”系列文章，仅有《桐梓古今谈》及《遵义与银耳及茅台酒》两篇。其时也，大批文人群集桂林，广西大学、桂林生活书店等，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龙振济之出版发行《逸史》，对于近代广西文化的影响当是很大的。其何以入川？路线为何？除了现在所见的其描述遵义及桐梓的两文外，是否还有其他文章，现在均难断定。但仅从其《遵义与银耳及茅台酒：“入川行”之一》一文中，便可知其为文思虑之深了。

相隔数十年后重读此文，有一问题盘旋脑际：茅酒仍然享大名，遵义银耳今安在？

在此，也不免要再多问一句：贵州（乃至中国）之出产多矣众矣，驰骋世界市场能竞胜者又有几何？每每思之，亦只能像作者那样：“能不慨然！”

作者简介：郭旭，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人，贵州商学院副教授，博士毕业于江南大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长期从事酒文化写作和酒业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