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都很难走到一起，他们要么相互对战，即使结成同盟也非常松散，即使有血缘联姻的两国统治阶级，也会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战国时期的秦楚联姻，英法百年战争。一个国家内的统治阶级也很难走到一起，他们之间存在各种地域特性，皇权也会将他们分成几派，相互倾轧，如唐代的关陇集团与关东大族、明代的齐楚浙党。

这就在于古代统治的统治资本是土地与人口，土地人口是零和资源且不易整合；你无法把两块距离很远的土地当作交换资本，也无法把人口当作交换资本；只能用金银等货币，而在农业社会，货币的交换价值严重依赖于基于人口土地，他们很难形成共同利益。一个河北的世家大族很难想象能和江南地主结成什么政治同盟。在东林党之前，除了针对像王莽、王安石这样伤害所有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革者，他们从未团结一气过。

直到大航海时代到来，东南沿海吸取了巨量的贸易资本，这种局势才得以改观。在贸易资本的共同利益上，东林党人结成了中国古代史上皇权之外最强大的政治同盟。他们将银本位镶入土地财政，通过中央政府，可间接地掠夺千里之外的财富，这是农业社会中，倚靠人口土地的统治阶级所无法想象的。土地可以被吞并、人口可以被解散，但货币资本容易藏匿，这就让倚靠货币资本的统治阶级有了更强的韧性。

所以经过万历、天启与魏忠贤的几度冲击，东林党人仍具活力，并在魏忠贤死后再次快速恢复壮大；其遗留给后人的资本甚至延续到了民国。再看看国际的统治阶级，欧洲各国进入中央集权时代后，战争规模更大，惨烈度也更高。国际关系之所以如此糟糕，也在于农业社会统治资本的特性土地可以被攻占，人口可以被杀戮，这是零和竞争的。直到英国完成工业革命，货币资本渐渐成为统治阶级新的统治工具，各国统治阶级之间的很多矛盾都可以通过资本来解决，不必动刀动枪，欧洲才进入了19世纪的内部和平。

在19世纪后半叶，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全面进入以金融资本为统治工具的新时代。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就是集中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等垄断形式的出现，使得自由竞争被扬弃，另一方面则造成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资本采取了其最高级也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从此之后，英法美等国之间再也没发生战争，本是世仇的英法在金融资本的共同利益下握手言和。

但法德却结成了新的世仇，就在于德国的统治阶级未能恰如其时地融入英美构建的金融秩序；在金融资本的统治联盟强压下，德国的资产阶级与民族主义运动结合到了一起，并挑起了两场反抗他们的世界大战。德国失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被纳入了这个资本同盟之中。金融资本这个最佳的工具，让他们的同盟牢不可破；他们又战胜了苏联，并向第三世界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