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有小冰河时期带来的天灾人祸，有嘉庆万历朝遗留下来的财政问题，也有满清在侧的虎视耽耽，因此简单将明朝灭亡归结于单一因素都未免偏颇。不过后人去研究历史，就算有“上帝之眼”，却始终隔着一层，无法切身体会当事人的所思所想。

对明朝灭亡，有着切肤之痛的首推崇祯皇帝。要说崇祯也是个苦孩子，本来按他的身份，一辈子应该当个昏庸的王爷，在自己藩地碌碌无为度过一生，奈何天启皇帝无子，选择了他当皇帝。

登基后的崇祯没有感受到当皇帝的喜悦，因为在他面前的是势力滔天的“九千岁”魏忠贤和一个烂摊子，好不容易把九千岁收拾了，但这个烂摊子却怎么拆东墙补西墙也修补不好，最终落了个煤山自缢的下场。因此对于亡国，崇祯心里很痛楚，却不会过多埋怨自己，因为他始终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收拾好的烂摊子。

除了怨祖宗们给他留下的烂摊子后，崇祯把亡国的责任又推给了身边的"猪队友”们，身边的那些大臣们。《明史纪事本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灭亡那年，也是崇祯最后一次平台召对，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崇祯再也没有之前的坚强，在这次召对中，他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都体现了出来。

流寇犯宣府，京师戒严。庄烈召对平台，谕阁臣曰:“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大学士范景文等，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庄烈复问战守之策，众臣默然。因叹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遂拂袖起。

农民起义军迫近京师，北京城岌岌可危，崇祯(庄烈）召集大臣讨论局势。在这次召对上崇祯主要是想讨论御敌之策。按古训，“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崇祯皇帝表面上问“朕将何往“，其实已经是表明了自己愿一死以谢天下的决心，也是在暗示我身为一国之君，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如果你们是忠臣的话，也应该”死王命“。

但这些大臣们却想的却是战败后如何逃脱，并踊跃劝崇祯及其太子南迁，言外之意是皇上你不要一根筋，就算你想死，我们还不想死，你让太子到南方去督军，我们也有理由跟着一起去。场面尴尬之时，幸好时亨站了出来，以唐玄宗唐肃宗的故事中止了这个问题的讨论。

当回到正事，讨论如何抵御义军时，这些大臣都沉默了。或许他们是真的无计可施，或者只想一心着逃跑，认为已经回天乏术，他们的一言不发深深伤了崇祯的心。一气之下，他拂袖而起，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不过对于崇祯皇帝的这一说法，百年后的乾隆皇帝却有不一样的看法。乾隆认为明朝灭亡固然是多因素造成的结果，但是崇祯作为皇帝，是直接责任人，将锅甩给队友是不合理的，“庄烈固愤极之言，其实诸臣皆庄烈所用也

。此语不当于理”。为此，还专门作了一首《咏明庄烈帝》加以讽刺。

大厦之倾一木支，是惟贞干君臣合。

首诛奸珰似有为，终惑群言任噂沓。

十七年易五十相，中无定见致纷杂。

外臣难信信内臣，固帝失众应惭杀。

亡国之臣孰所用，质之帝亦想难答。

身殉社稷实堪怜，庄烈陵园风雨飒。

乾隆皇帝认为崇祯皇帝虽然以身殉社稷有让人怜惜之处，但在用人上面，崇祯也有不少值得质疑的地方。崇祯登基后诛杀魏忠贤有功，但是刚愎自用，用人反复不定，十七年间竟然换了五十个阁臣，而且不信任国家重臣，反而四处派太监监军，除了一个大太监，又出来无数小太监。

而尤其令众人寒心的是，崇祯皇帝诛杀了袁崇焕，对于袁崇焕的是非功过尚且不说，但袁崇焕一心为国是天地可鉴，而崇祯却将其凌迟处死，着实寒了臣子们的心。皇帝如此无情对待有功的忠臣，又怎么能让臣子们甘心陪着他“死社稷”呢？这也是为什么乾隆提出质疑并加以讽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