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匪气:和老师称兄道弟,敢把李鸿章作为垫脚石

晚清拾遗录(三十):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

光绪二十四年,回光返照的晚清,经历了一场石破天惊的败仗,也在袁世凯的心头,留下了一道迈不过的坎儿。经略半岛十余年,打了半辈子雁,到头来却让雁给琢了眼。袁世凯麾下的谍报网络传递的信息,一再反馈“清朝尽可放心出兵,日军绝无他意”,于是一再怂恿老上司李鸿章迅速出兵,而李亦“调直隶提督叶志超为主帅,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部两千人开往汉城”。不料当清军开抵汉城之日,日军“即出兵源源入朝,抵汉城者陆续增至一万两千余人”,另有大批海军枕戈待发,袁世凯方才明白是中了日军的“诱敌深入”之计。

其后,已成“骑虎之势”的李鸿章,望着暮气沉沉的淮军出征驰援,老臣周馥“当思曲终难奏雅”一语成谶。这场海陆之上的国运之战,清朝一败涂地,袁世凯托庇的淮军集团大厦将倾,李鸿章这棵大树也摇摇欲坠。但是对于做了逃兵的袁世凯,李鸿章只是一番敲打,他总感觉这个“后起之秀”似曾相识,那种“杀伐果断,赌徒姿态”的浓烈匪气,仿佛淮军初建时的那个自己,而且凭借一己之力“诛闵妃一派,驱日军之染指,乘舆张盖,呵殿出入,制五色马旗,建兵船,竖黄龙大旗”,虽无实名却俨然“监国”。

但是,袁世凯的匪气也表现在对待张謇,这位曾经的老师的态度上。初入行伍在吴长庆帐下跟着张謇读书,所以称谓是“老师”亦或是“季直先生”,随后竟改称“季翁”、“季兄”。对于这样的称兄道弟,读书人意气的张謇不能接受,曾写信质问:“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何故。”袁世凯对于这种套近乎,则习以为常。他的胃口与眼界,也绝不拘泥于这些形式,在他看来即使是幕主李鸿章,也只是实现自己亡清之志的垫脚石。

清廷在甲午战败后,张謇在是年已高中状元,成为名满天下的大才子,自然会写弹劾李鸿章的文章,也就需要有人提供材料,遂与袁世凯重归于好。在京师的松筠庵,徐世昌“联合翰林公三十五人,上书弹劾李鸿章”,参加“打死老虎”的行列,其中有些材料也是袁世凯提供的。千夫所指的李鸿章,言官上奏弹劾,清流写文抨击,袁世凯参与其中打了几下冷拳,取得的效果却是宦海中颇为看重的“投名状”。

最终,“督办军务处”的大臣们,如李鸿藻、荣禄、翁同酥等人,均认为这个后起之秀“熟悉军情”,“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绿防各营之弊”。能够获得大清“督办军务处”的集体保荐,那个曾经以“埋首书城,磨穿铁砚”而标榜的禁锢式成功学,在袁世凯这里完全失效,立志屠龙之人的铁石心肠,成为那片山头林立的庙堂之上,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与自保。恍惚间,袁世凯或许想起老中堂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活着都不怕,还害怕死吗?”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张季子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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