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当时是日本的黄金时代，社会、经济轰轰烈烈转型即将迈入八零年代的鼎盛时期。一位媒体人矢仓久泰写了一本时事读物《学历社会》，引发了全日本的共鸣。“学历时代”一词瞬间广为人知。

在书中，矢仓久泰如此定义学历社会:

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学历这个招牌的社会。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还没有学历这个词，社会的分层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出身的家庭。天皇、将军、大名、武士、商人、农民，严格划分，普通人禁锢在严密出身地位中。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教育家福泽谕吉（印在一万日元上的那位）提出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才开启了日本的全民教育时代。

日本的国运在一百多年里跌宕起伏，但坚持教育的理念却一直没有动摇过。1970年，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就到达了17%,精英教育成为了大众普及教育。等到繁华的七八十年代，日本社会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学历社会”。

同是东亚文化下的中国，因为有科举制度，其实早就是一个学历的社会。

在明代官场，一个老资历举人一步步爬上去做了个知府，遇到新来进士下属县官也得礼让有加。因为进士当县官往往只是起步，而知府对于举人而言已经是前世造化了。即便同是进士，先后排名也往往影响着官场的礼尚往来的规则。

一般说来，科举成绩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官场最高上限。但也会出现个别凤毛麟角。比如，举人出身的海瑞与左宗棠，都做当了部委级别。

在学历社会，一个人的学历就决定了你在社会层级中的位置。

但随着学历越来越重要，学历高低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1977年，第一次重开高考，570万人报考只录取了27万人，这些人如今都成为社会精英。到了2017年，高考录取人数已经超过700万人。本科学历算来已经足足缩水25倍。仅仅是本科文凭已经完全无法让一个人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踏入精英阶层。

2000年代，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普及再加上少子化趋势愈演愈烈，日本的高等教育升学率越来越高，很多私立大学甚至名牌大学也招不满员。于是，高等教育的门槛一降再降，日本大学进入“全入”时代。

这个时候，那些办公室里面的白领们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考取的学历越来越不值钱。于是，日本的大学出现大学院热，许多大学毕业生以及职场人士争相考大学院。大学院也就是中国的研究生院，大学院热也就是考研热。过去日本大学生、留学生考大学院，是为了当学者或研究人员。眼下的这股大学院热，主要是为了今后能找一个好职业，能有更多的收入。

大学院热不是日本仅有的现象，而是世界性的潮流，早在2002年，日本的大学院学生人数达到22万3512人，美国122万5900人，法国23万4630人，英国18万6600人。2017年，中国报名“考研”的人数已经超过两百万人。在这股潮流的冲击下，使得许多原来没有打算在日本上大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也加入考大学院的行列。

日本的经验在前，如今生育率下降的中国已经呈现“学历社会+学历通胀”的双重局面。当年的那27万高考毕业生如今许许多多已经身居高位，戴着各类硕博头衔。学历时代决定了文凭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优劣淘汰的激烈竞争局面。在学历通胀之下，如果不向上提升，只会在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全入”时代自动滑落到社会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