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

书生的皇帝和他的书生同学

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是一介书生，在长安太学读书时，主修《尚书》。

上学的时候，刘秀不仅跟同学一起读书，而且还拉着同学一起做买卖。与同学韩子一起集资买驴买车，在长安搞物流；还与同学朱祐开药店卖保健品，而且创业成功、卖得非常火。

上完学，赶上天灾和农民起义，刘秀就拉着同学和一众书生跟着哥哥刘演造反了。他的同学邓禹是他的得力干将，二十多岁就被刘秀任命为方面军司令。跟他一起卖保健品的朱祐位列云台二十八将。

当了皇帝的刘秀对自己的同学也是极好的。有一个叫严光的，找了好久才找到，刘秀亲自上门要请他出来做官。可是，严光严老先生就是那么洒脱，醉心于老庄，宁愿在富春江钓鱼也不出来当官。跟刘秀同榻而卧，严光还把自己的脚丫子放在皇帝刘秀的肚子上。

《尚书》

重教育爱读书尊师长的书生皇帝

光武帝刘秀上学的时候主攻《尚书》。虽然读书比不上自己的同学邓禹，但却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好父亲。所以，找来当时名儒桓荣教自己的孩子读《尚书》。这一教就是5年，直到5年后桓荣介绍自己的学生胡宪之顶替自己，这才可以出宫。

刘秀驾崩后，继位的汉明帝，马上就把自己的老师桓荣和同学都请了过来，自己讲《尚书》，让老师和同学当评判。大家听书辩论，讲堂内外以及外面的河边满是听书的人，能有几万人。

明帝也学自己的父亲，请了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张充的孙子张酺给自己的皇子们讲《尚书》。明帝的儿子汉章帝于元和二年巡幸东郡时，张酺作为东郡太守出来迎接。章帝说：“久未见师，仍为师生，仍行师弟子之礼。”张酺作为老师向章帝讲《尚书》一篇，章帝行礼；然后，再行君臣之礼，张酺才向章帝汇报东郡的民治。

到处都是太学生的东汉王朝

汉代太学

汉武帝时建太学，先生称博士，学生称太学生，也可以称博士弟子。起初，博士弟子的名额很少，规定每年为50人。汉昭帝时增加了一倍，每年能有100名。汉宣帝时又加倍，每年就有200名了。汉元帝时，直接加到了1000名；成帝时加至3000名；王莽时就更生猛，达到了10800人。这么扩招就把太学扩招当成大汉帝国的传统。东汉当然不会逊色，汉桓帝末年，太学每年招生三万人。

太学生由各郡国按分配名额保送，学满一年就考试，考取甲等可在皇宫担任侍卫郎，考取乙等回本郡国做吏，就是说考得好的当中央公务员，考得一般就回家当地方公务员。每年50人，从汉武帝初建太学时的公元前124年，到仍旧持续扩招的汉桓帝时期的公元167年，这就是14600人。要知道，2000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汉王朝的最高学府在300年的时间内，至少能培养出14600名高级知识分子，要是再算上不同时期加了杠杆的扩招，还有各郡县学校培养的学生，还有民间先生开门授徒，东汉时期，中华大地的读书人会是一个什么数字啊？所以说东汉时期满大街都是太学生，有些夸张，但至少洛阳城里的太学生人口占比不会低于现在的北京吧。

不论官职高低不论年岁大小都是那么的书生意气

名士严光是一介草民，但竟能与光武帝同塌，就决定了东汉的风气：官职高低不影响读书人的名声和意气。

河南尹李膺，虽然在时的官不大但名气却很大。他虽然好客，但能与之相见却不容易。所以，时人以能和李膺见面为荣。“登龙门”典故就是说能跟李膺见上一面，那就身价倍增了。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荀爽曾经去拜访李膺,便为李膺赶车,回来高兴地说:“居然为李君赶车了。可见，当时追“星”之风，比现在还要疯狂，只不过所追之星不同罢了。

山东的小孩儿孔融以“孔子问道老子”为由称与李膺有通家之好，后被李膺请为上座。正巧被太中大夫陈韪撞见，陈韪就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年仅十岁的孔融当即就反唇相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十岁的孔融与朝廷大员当面相讥、不落下风，除了机警，但更多的是当时读书人的意气和傲骨。

李膺虽然好客，但出生寒微的太学生郭泰来访，他就不见客了。郭泰拜访后辞行，数百官员相送，但郭泰只要李膺一人相送，与他同舟而渡。一个出生寒微的太学生来访，就引发时人大动干戈，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

三国乱世里的那些书生演义

曹操剧照

黄巾军造了东汉朝廷的反，但造反的黄巾军却对名士郑玄礼让有加。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有郑玄老先生的地方，连造反的黄巾军都不敢去。

三顾茅庐的时候，刘备四十多岁，虽说不太成功且屡遭挫折，但也是一方豪强了，但彼时的诸葛亮仅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书生。在那个没有互联网和电视报纸的时代，诸葛亮哪来的如此名声？即便刘备牢记了孔夫子的那句不耻下问，但哪来的谦卑能让他对一个20来岁的人如此“卑躬屈膝”？可见，东汉当时的士风之烈。

只看到长坂坡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只知道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只听见张翼德长板桥前喝退曹操百万兵，但仔细想想，我们也会发现三国里的那些书生们，也同样演义了精彩而壮阔的故事。

建安七子陈琳的一篇《为袁绍檄豫州文》，把曹孟德骂出了一声冷汗，“翕然而起，头风顿愈”。但当袁绍兵败被俘，曹孟德不仅没有难为陈琳，反倒让他担任司空军师祭酒、管记室。就是骂了曹操，还被曹操委任为首席幕僚。

还有徐庶徐元直，不为曹操献一计，但曹操并没有加害他。三国不仅是武将可以书写传奇，书生同样可以意气用事，不是书生有胆量为之，而是时代允许他们那样行事。

我们看一个人伟大，千万别就认为他本身就伟大，伟大到连一点儿人性的弱点都没有。想一想有人不吐脏字地把你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一遍，你要是得手了会怎么收拾他？不是曹操的问题，而是哪个时代的问题，所以说时势造英雄。不是说时势大乱才让英雄一展了身手，而是英雄的时势才能造就英雄。而这个英雄的时势，就是东汉这个书生王朝一点一点建立的。

当然，东汉还是亡了。而且亡的很凄凉、很颓废，既有农民起义又有军阀割据，既有官员腐败又有太监专权。但我们也应该从中看到它留下了很多东西。回望历史，我们悲叹王朝兴亡之时，也思考它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什么？而留下的这些东西，正是塑造民族性格和血脉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