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手稿

1857年2月10日，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他先坐马车到华沙，然后从那里换乘火车，经柏林到达巴黎。在法国首都的最初5个星期，托尔斯泰玩得兴高采烈。巴黎对于当时的俄国上层社会是个特殊的存在。从18世纪中期起，在俄国上层贵族社会，法语就开始代替了俄语。青年贵族法语说得很流利，本国话却说得很吃力。在贵族家庭的教育中，还要读外国书，主要是法语书。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战争与和平》中众多俄国贵族用法语流畅地交流，甚至运用法语交流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比如安德烈公爵在去军队前与父亲用俄语谈话时，就在不知不觉中，又按照老习惯改说法语。俄国贵族普遍认为，“我们的神灵是法国人，我们的天堂是巴黎”“服装是法国的，思想是法国的，感情是法国的”。托尔斯泰对巴黎同样心仪已久。到巴黎的当天，他就去了巴黎大歌剧院，在那里与法国人一起度过了一个狂欢之夜。在巴黎期间，托尔斯泰结交名人，遍访名胜。他在巴黎欣赏了卢浮宫这所著名的博物馆，那里收藏有各时代、各民族最丰富的艺术作品。托尔斯泰还观赏了拥有豪华建筑物和奇妙喷泉的凡尔赛宫。在巴黎圣母院前，托尔斯泰流连忘返，脑海中浮现出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幕幕悲喜剧；他还去了拉雪兹神父公墓，拜谒了安息在那里的莫里哀、巴尔扎克等文化名人；他还不断光顾巴黎的剧院和音乐会，欣赏《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之类的名剧……

巴黎的生活简直太美妙了，托尔斯泰甚至有点乐不思蜀，他在给姑母的信里写道，“真是快乐极了，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到国外旅行。巴黎真是个好地方，我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后悔日子过得这么快，许多想做想看的事情还未完成一半，天就暗下来了……”

看起来，托尔斯泰与其笔下迷恋“民权平等”思想的彼埃尔一样，已经被法兰西的“文明”“进步”所征服。《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曾经称赞法兰西帝国的光荣：“拿破仑伟大，因为他站在革命之上，他扬弃了革命的弊端，保留了一切美好的东西——公民的平等权啦，言论出版自由啦，等等，因此他才取得了政权。”而托尔斯泰回到俄国后，却感觉贫穷、混乱、黑暗的祖国与“这种社会的自由，我们在俄罗斯想也没有想到过”的法国相比，几至处处碍眼。回到俄国的当天，托尔斯泰便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俄国真讨厌，我简直就不喜欢它。”在信中，托尔斯泰历数了回国一周内见到的种种野蛮行为，他的评论也更加激烈：“俄国真糟，真糟，真糟。在彼得堡，在莫斯科，所有的人都在吵吵嚷嚷、愤怒、期望；而穷乡僻壤却依然如故，宗法制的野蛮，偷盗，无法无天。回到俄国后，我同自己厌恶祖国的心情斗争了很久，直到现在才开始习惯于我国生活中那些根深蒂固、触目皆是的惨状……假如您目睹这些情景和无数其他现象，那么，您就会相信我的话：在俄国生活的时时刻刻，永远是一场艰苦磨炼，一场同自身感情的搏斗。”

《战争与和平》插画，描绘了彼埃尔化装成农夫企图刺杀进入莫斯科的拿破仑未遂，反而被俘虏的场景

不过，就像《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埃尔最后竟化装成车夫企图刺杀曾经崇拜过的拿破仑（此时已经变成“全欧洲灾难的制造者”）一样，法国在托尔斯泰心中的地位同样有着一个“高开低走”的过程。而其中最显著的转折，发生在托尔斯泰目击了一次“合法杀人”（死刑）场面之后。

“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兴起，其中也包括死刑的平等。1791年6月，法国制宪会议发布公告，今后一切死刑犯都将适用斩首，同时废止一切刑讯。“断头台”作为一种被认为人道的死刑工具迅速在法国推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传说法王路易十六曾参与改进了断头台刀刃的设计，结果“九个月后，可怜的路易十六的头颅就被他设计的恰到好处的工具斩落尘埃”。

尽管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已经目睹过无数人的死亡，以“人道死亡”为初衷的巴黎断头台还是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极度不适。“我七点钟起身，出外看死刑。只见一个强壮而白白的粗头颈和胸膛。他吻了一下福音书，于是——死亡。多么不可思议……断头台弄得我很久没能入睡，逼得我不能不思考。”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思想在此第一次毫无保留地表露了出来：“在战争中，在高加索，我亲眼看见过许多可怕的场面，但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把一个人撕成肉块呢？这种机器并不丑陋，它美观雅致，可以用它在一瞬间把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杀死。”这次目击断头台的经历对托尔斯泰刺激实在太深，以致他发誓：“从现在起，我不仅永远不去观看这种死刑，而且也不会为任何政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