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臧克家曾经写过一首诗《有的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有的人把名字入石头，想‘不朽’……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树碑立传、刊名于石，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留名方法。

因为相比纸张、木头、金属等载体，石头的化学性质在自然状态下最为稳定，最不容易腐朽，所以是古代人们首选的信息载体。在北宋末年，曾经因为一块石碑引发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石碑刚立起来的时候，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因为那是耻辱与祸患的象征；过了些日子，名字上了这块石碑的家族或者子孙，又以名列石碑之上而骄傲，因为那块石碑早已变成荣耀的标志。

因为这块石碑是北宋年间时间跨度达百年之久的政治闹剧的“结晶”或者说物证，所以要说这块石碑，就必须说说这块石碑在树立之前发生的那些铺垫。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皇帝赵顼任用王安石为宰相主政，开始实施一系列以“理财、整军”为主要任务的改革措施，史称“王安石变法”。这次变法直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历时17年时间。

接着，哲宗皇帝赵煦即位了，他任用司马光为相，从元祐元年（公元1094年）开始，废除“王安石变法”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一切恢复旧制。十年以后，也就是绍圣元年，宋哲宗又换了宰相，任命章淳为相主政。章淳恢复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政举措，将曾经担任宰相并且废除“王安石变法”措施的司马光打为奸党，逐出了朝堂。

又过了9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历史上有名的贪官加奸臣蔡京闪亮登场，坐上了宰相的宝座。蔡京当了宰相后，全面恢复章淳当宰相时候的国策。为了更加明确表达自己的主政思想，蔡宰相“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全面“歼灭”曾经反对过王安石“新法”的人。

经过精心搜罗，他们找到了309个这样的人，并给这309个人贴了一个鲜明异常的标签“元祐党人”。虽说贴了一个共同的标签，但实质上这些人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第一类，对王安石“新法”的坚决反对者，例如“匪首”司马光，他是彻头彻尾、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安石新政”的。第二类就属于既不是“王安石党”，也不是“司马光党”的，例如另一个“匪首”苏轼，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苏轼敏锐觉察到了“青苗法”、“保马法”等过激和错误做法的危害，直言不讳地反对和纠正，并遭到了打击和贬谪。

司马光主政后，开始恢复旧制，废除王安石“新法”，苏轼这个可爱又可敬的文人，他又觉得王安石“新法”也有很多利国利民的举措，不应该全盘否定，于是又直言劝谏，结果又遭到了“司马光党”的打击和排挤。所以，苏轼是个既反对“新法”又支持“新法”，既是“王安石党”又是“司马光党”，或者两派都不是的特殊情况。但他的名字也列入了这份名单，并且排名在前。

第三类“元祐党人”就是一些“中立派”，因为他们既不是主政者，更不是意见领袖，他们不过是朝廷机构里的一些机构负责人或者办事人员。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鲜明的倾向，他们只是听命于上司，奉公守法、尽职尽责地办自己分内的差事而已。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去反对什么、支持什么，但就是因为这种尽责而显得暧昧了一些，所以也被列入了这份名单。

这份名单更有第四类人。这些人或者不在朝堂之上，或者彻底就远离权力中心，与这场历时几十年的立了废、废了立，立了又废、废了又立的“闹剧”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或者直接关系，但是也被名列其中。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或许在蔡京还在小官阶的时候打压、排挤、斥责、批评过蔡京，或者因为几亩田、几棵树、几两银子或者一宗案件、一个女人伤害过蔡京的利益，总而言之是些曾经因公或因私得罪了蔡京或者蔡京的人。

之所以要如此费劲心思将这些与“新法”废立沾边或者不沾边的搜罗到一个名单里来，是因为搜罗者心里清楚，这将是一份万劫不复的“黑名单”。凡是上了这份名单的人，都将面临空前的打击和严厉的处置。尽管这个时候“匪首”司马光已经去世17年，“匪首”苏轼已经去世接近两年，名单中309个人里的相当一部分，早已无法得知自己曾经进过这样一份“黑名单”。

“黑名单”出台，得到宋徽宗的首肯以后，蔡京就找来石匠，并亲自书写名单，刊刻了一块石碑，立在了端礼门，这块石碑就是见证了北宋末年，将朝政大事视同儿戏、朝令夕改、废立不已，让国力和民力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元祐党人碑”。

宰相书写名单，皇帝也不甘落后，亲自书写了碑题。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这块石碑，其文化价值却是不可估量的。宋徽宗是创造了“瘦金体”、擅长花鸟画的艺术家，蔡京则是北宋时期另外一个泰山北斗级的书法家，不过因为后人鄙薄其为人为官，所以就不乐意赞美他的艺术水平，不过他的书法水准却是不得不让人承认的。

这份“黑名单”可不简单。凡是上了“元祐党人碑”的，已经去世的剥夺封号和俸禄，在任的或者关押，或者流放。这个时候，名字出现在这块石碑上就意味着本人及家族的极大祸患或者耻辱。而且朝廷明令，凡是石碑上刊名的人，本人及后世子孙不得入朝为官；不得与皇族有婚姻关系，已经订立婚约但尚未婚配的，即刻解除；除了端礼门这一块，各县均要复制石碑并立在显著位置。

从这些举措可以想见对名列“元祐党人碑”的人的打击之严厉：剥夺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经济权利，而且不单是本人的，而且包括了后世子孙，从个人生存的角度看，这不亚于诛灭九族；全国各县四处树立，目的就是要让这309人臭名远扬；将名字刊刻在不易朽坏的石头上，就是为了让这些人遗臭万年。

《老子》中曾经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王朝的重大策略怎么禁得起如此毫不慎重、反复无常的折腾呢？北宋从神宗到哲宗、徽宗的一系列连续不断、让国家和臣民无所适从的折腾，很快让国力、民力衰弱不堪，来自北方西伯利亚范围的少数民族政权从北宋初年的和平共处，继而虎视眈眈，变成了明目张胆的骚扰和侵袭，侵略者进攻北宋的都城汴梁如同赶集，擒拿皇帝（徽钦二宗）如同在集市上抓了只猴子，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主权丧失，百姓沦为亡国奴。

“家贫念孝子，国危思良臣”。因为迅速而且状况明显的衰弱，于是有一部分人开始怀念不曾折腾之前的种种好处了，也逐渐有人觉得对曾经反对折腾的“元祐党人”处置似乎过于严苛了，更有人觉得这一批人似乎被冤枉了。这中间更发生了特别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6年）正月（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季节的北方的气候特点），某天夜里突然发生雷电，一道电光过后，那块矗立在端礼门的“元祐党人碑”被雷电劈成了两半。

古人坚信“天人感应”。一个不可能发生雷电的季节发生雷电，又在一大片建筑物里不偏不倚地劈开一块石碑，在宋徽宗及众多臣民的心中，这已经不是警示，而是对错误行为的严厉惩戒了。又过了五年，一个道士向宋徽宗密奏，称曾经梦见苏轼死后被天帝册封为了文曲星。文曲星是干嘛的？主管天下的文运。宋徽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爱好者和兼职皇帝，听到这样的梦自然惊恐不已，生怕苏轼“公权私用”，剥夺了自己的才华，给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平反昭雪的决心也该下了。

从这个时候起，名列“元祐党人碑”的人名誉开始恢复，一些惩戒措施慢慢免除，一系列权利又逐步得到了保障，各地也开始或明或暗地拆除“元祐党人碑”的复制品。起初是民间，后来这种恢复变成了官方行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前后，朝廷出资，以悬赏的方式，开始多方收集“匪首”之一苏轼的各类手稿和书画作品。

也就从这个时候起，能够列名在“元祐党人碑”就变成了当事人子孙及其家族的荣耀。雷击“元祐党人碑”事件发生的93年以后，北宋王朝已经变成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人们仍然怀念“元祐党人”，仍然把刊名“元祐党人碑”当作荣耀。309人里有个叫梁焘的人，他的曾孙叫梁律。梁律为了让先祖及其“党人”的名字从遗臭万年变成流芳千古，又拿出家中收藏的“元祐党人碑”碑文的拓片，聘请工匠复制了这块石碑。这块复制品也成为后世唯一留存下来的“元祐党人碑”。也正因为梁律的这个旨在“光宗耀祖”的行为，才使得后人能够稍微观瞻一下当年由一帝一相亲自操刀书写，留下了“墨宝”的碑石的些许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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