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传国玉玺”故事几乎人尽皆知，其实所谓“传国玺”的说法出现很晚，见诸于文献则始于东汉时代，光武帝时代的学者卫宏在其《汉旧仪》中记述了秦与西汉的帝王玉玺制度：

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其玉出蓝田山，题是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号曰传国玺。

这个说法与民间的“和氏璧”作传国玺说法似乎又有点不一致。成书较早的《史记》对传国玺的制造竟然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记述秦王子婴投降刘邦的事情中，提到了“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积道旁。”

东汉形成了“传国玺”的说法，故而班固《汉书》对子婴奉上的皇帝玺符即名之为“传国玺”，“初，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积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

“汉传国玺”在东汉时期地位非常重要，是汉朝皇权合法性的象征，也是东汉对西汉继承权的象征，所以还设立一侍中专门管理。这位侍中不仅负责典守传国玺，还负责管理另一件汉朝圣物——“斩蛇剑”，“至东京时，属少府，亦无员。驾出，则一人负传国玺，操斩蛇剑，参乘。与中官俱止禁中”。

“斩蛇剑”又是什么呢？竟然能与大名鼎鼎的“传国玺”相提并论？

“斩蛇剑”的由来要从刘邦“手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开始说起，这可是刘邦帝业的开始。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源出于《史记高祖本纪》，其中记载：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原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这段刘邦斩蛇神话故事讲的是当年刘邦放走刑徒，聚众造反初期，在丰西泽中，醉斩一大蛇。后来突如其来出现一个神秘老妪，说大蛇是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斩杀，而身为斩蛇者的刘邦，自然就是所谓的赤帝之子了。成为所谓“赤帝之子”之后，刘邦的神秘性和权威性更强了，追随他的人也会更多了。这段故事，极有可能是刘邦创业初期，身边几个心腹编造出来的。

但是，编造刘邦是“赤帝之子”神话的背后则是战国至于秦汉以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土壤，其中五方色帝说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解释。钱穆先生说“汉初尚赤，只是仓猝起事，承用民间南方赤帝西方白帝的传说。”

同为民国时代史学大家的顾颉刚先生却认为高祖斩蛇起义的神话，背后是“五德终始”理论，但是，若依据“五德终始”，其解释就有一定的问题。如果依据“五德终始”，汉朝是赤帝之子，那就是火德，其取代的对象就应该是金德。但是，秦朝却又是“水德”，如此解释，似乎不通。所以，钱穆先生所说的五方色帝说则更为有道理一些，“秦襄公祠白帝，汉高祖称赤帝子，乃据五方色帝的传说，与始终五德说无涉。”

不管斩蛇神话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什么，这件事本身都是刘邦神性领袖身份建构工程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刘邦身上还有很多神话建构成分，譬如什么出生、相貌之类的。说到刘邦的出生，那真是神乎其神，《史记》上记载，刘邦的母亲“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游。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己而有身，遂产高祖。”

当然，这些传说极有可能都是刘邦起事之后，他的心腹班子制造出来的谶言，目的与斩蛇神话一样，都是为了建构一个充满神性的领袖，用以征服集体无意识的天下百姓。中国的百姓首先是臣服于暴力统治，如果在暴力之上再添加一点神性，那么统治的效果就会更好。刘邦集团就是要把刘邦塑造成为上天派来的赤帝之子，是带着百姓推翻暴秦的大救星。

另外，刘邦斩蛇的那把剑究竟是一把什么样的大宝剑呢？刘邦自己说过，“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这把剑又是怎么来的呢？还是有传说，据说刘邦还在民间混的时候，“于南山得一铁剑，长三尺，铭曰赤霄，大篆书，及贵，常服之，此即斩蛇剑也。”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刘邦的老爸刘太公早年得到神人所赠一把大宝剑，据说是商朝的货，后游丰沛山中，有冶铸者自称为天子铸剑，刘太公就把宝剑拿给他重新铸，刘邦就得了这把新大宝剑，斩蛇用的就是这把。

事实上，上述两种说法肯定都是胡扯！目的和编造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的神话是一样的，目的就是在制造刘邦的天命效应。刘邦那把剑，必然就很普通的一把大宝剑，亭长身份可以佩戴的那种三尺剑。

“斩蛇剑”对于汉朝的建立有着非同一般的神学意义，所以历代汉帝都将其奉为圣物，《西京杂记》上说“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汉书郊祀志》上说，汉宣帝神爵元年，“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所谓“剑宝”，就是刘邦那把大宝剑。

“斩蛇剑”与“传国玺”一样，成为汉朝合法性的象征，从西汉传至东汉、至于魏晋。到了晋惠帝时期，这把神奇的大宝剑竟然神秘失踪了，《晋书》记载，晋惠帝时武库失火，“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尽焚焉”，甚至大臣张华还亲眼看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

大宝剑的神秘失踪与它是神秘出现一样，背后都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晋朝丢了大宝剑，意味着这个朝代没有合法性，已经失去了天命的眷顾，唐人编纂的《晋书》如此表达，似乎又有一些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