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要通过捐纳取得一个功名、职衔，实际上所费无多。光绪初年曾规定，由监生、附生捐贡生要银144两，由增生捐贡生120两，由廪生捐贡生108两；由俊秀捐监生108两，由附生捐监生90两，由增生捐监生80两，由廪生捐监生60两。捐职衔的，道员5248两，知府4256两，盐运司运同3840两，同知2000两，通判1600两，州同等官300两，州判等官250两，县丞等官200两，县主簿等官120两，从九未入流80两；捐花翎三品以上2000两，四品以下1000两，蓝翎500两。

但在清末，捐纳的价格一降再降，虚衔越来越不值钱。实际价格往往只为原规定的几分之一甚至不到十分之一。如在广东开办的江西赈捐，“封衔、贡监照例银折收一成，续减为九厘；十成贡监按照例银折收二成二厘，续减为一成八厘；推广大衔按照例银折收一成二厘，续减为一成；花翎四品以下折收实银一百八十两，蓝翎减半”。据宣统元年度支部奏：“翎枝一项，非军功劳绩不与”，但“在各外省收捐私减至一百三十余两”。这样的价格，对于很多广东商人来说是不难承担的。当时究竟有多少广东商人通过捐纳获得功名职衔，现在已无法找到确凿、全面的数据。但以广东重视功名的社会风气以及广州商人的财力，可以肯定，人数会相当多。

据1910年印行的《广东财政说明书》所列，广东捐纳的实收数，光绪三十四年是217573.092两，宣统元年是921464.097两。从这两个数字，也可以估计那两年通过捐纳获得职衔的人数不少。假如加上在广东以外捐纳的，二三十年加起来，数字就很可观了。当然捐纳者并非全是商人，但其中商人占相当大比例，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前文提及陈基建申办煤矿时的合伙人都是普通商人，但他们全有职衔，于此可见一斑。捐纳的职衔既然如此多且滥，那么，无论官府还是民间就不会认真看待这些“绅”的头衔了。

《官场现形记》里上海一个捐了候选道头衔的“绅商”在宴会里说：“我不过在这里做生意，算不得什么；不过经常要同你们诸位在一块儿，所以不得不捐个道台装装场面。我这道台，名字叫做‘上场道台’：见了你们诸位道台在这里，我也是道台；假如见起生意人来，我还做我的一品大百姓。”这大概是一般捐虚衔的商人的普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