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乐器 远古传来的粤韵汉风

圆形陶摇响器

铜甬钟

鎏金铜轸匙,可套轸调弦

鱼形陶摇响器

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有没有“音乐细胞”,多数人对“听音乐”还是喜欢的。很多时候,人们把音乐分出所谓雅俗,所谓高雅和流行,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从技术呈现的角度来说,这样可能有道理;但从表达灵性的层面而言,音乐无高下之分。

不过这并不妨碍大家对音乐“技术上”能达到什么程度充满好奇。今天,人们可以买张票去音乐厅、歌剧院;古代呢?能代表音乐极致水准的,应该就是宫廷乐了。

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收藏着一批以铜编钟、铜勾鑃为代表的汉代乐器。精工细作的它们,散发着粤韵汉风的风华。看着它们,你会想,如果那个时候有录音技术该多好,那些纯正庄严的声音,就可以传到现代了。

南越编钟:

编钟辉煌历史的余响

编钟这种乐器,因为湖北曾侯乙墓的惊世发现,被人们所熟知。很多人不远千里跑到湖北省博物馆,就是为了看看编钟,时间合适的话,还能听听它的演奏。其实在南越王博物馆中,也有编钟。

编钟是古代礼仪中的重要打击乐器,一船在祭祀或宴会时使用。它出现于西周时期,因大小依次成组悬挂,所以称为编钟,斜挂的叫甬钟,直悬的称为钮钟。南越王墓出土了编钮钟一套14件,编甬钟一套5件。其中,钮钟的作用是为演奏提供音准,使乐队中演奏旋律的丝竹、管弦乐器等有律可依。钮钟的声音厚重雄浑,一般用来演奏雅乐。而甬钟也可能是南越国自铸的,说明了这个王朝对高雅音乐的重视。发现时,14件钮钟保存完好,除个别钟残损之外,大部分都可以敲击。5件甬钟也保存得十分完整,除最低音钟音响含混之外,其他钟音响效果良好。

自周代以来,历朝历代多将制礼作乐视作确立统治地位的象征。编钟则是礼乐文明发展与衰落的见证者。它们在岭南秦汉时期还比较少见。但从整个编钟发展史来说,汉代编钟已是编钟发展的末期,目前存世的汉代实用器编钟有三套,分别是广州南越王墓编钟、山东洛庄汉墓编钟与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编钟。三座墓中出土的青铜编钟,均包括5件甬钟与14件钮钟合为19件一套的规制。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编列的组合应该就是汉代编钟的一种定制。

南越王墓编钟为双音钟,七个音阶齐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名誉会长王子初在分析三座王墓中出土编钟的音律时指出,从测音结果来看,南越王墓编钟的音列还是有些不清晰,有些钟的音高在编钟音列中显得不合情理。但从其编钮钟分析,勉强可以看作以#F为宫的下徵音阶结构。

汉代,社会审美的转型、重要技艺的失传都使得这一礼乐重器的辉煌不在。王子初等学者指出,汉代编钟的音乐性能、编钟音乐在表现力方面的丰富性、多样性,已难望先秦之项背。所以,这几套汉代编钟也向世人展示了编钟发展末期的变更。

南越礼乐:

中华大地晚开的奇葩

南越王墓是岭南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也是音乐史上的著名案例。依资料可知,墓中各室发现的音乐器物达81件之多。其中,东耳室的音乐器物共50件,包括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句鑃一套8件、髹漆木瑟2件、髹漆木琴2件、刻有羽人祭祀乐舞图的铜提筒1件、石编磬2套18件。西耳室包括铜锋1件、铃形器5件、髹漆木琴1件、髹漆木瑟1件、扁圆响器7件、玉舞人3件。东侧室有3件玉舞人。后藏室也藏有1件铜钲和9件鱼形响器。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孔义龙、曾美英两位学者指出:“从各室音乐器物的规模及与其他器物的比较可以看出, 宫廷用乐有大型编悬乐与室内房中乐之分。编悬乐以钮钟、甬钟、句鑃、编磬等大型击奏礼乐器为主,辅以琴瑟,表现如铜提筒上羽人祭祀乐舞图所展示的颂歌蛮舞,而房中乐以琴瑟等丝弦器为主,辅以铃铎响器,表现如玉舞人所展示的轻歌曼舞。可见,当时的南越宫廷礼乐已有相当的气派,它是按照先秦北方天子的用乐规范来设置的,相比中原许多诸侯国的礼乐规模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两位学者还指出,“南越宫廷礼乐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多元性”。这种多元性表现在来源和元素两方面,比如可视为南越宫廷礼乐最大特色的,“中原传统的编悬乐队与南越族羽人乐舞相配,演奏祭祀或庆典音乐”;又如,较多使用中原早期乐器摇响器,“表面上是秦器南传的结果,实质上是远古乐器的新发展”;再如,句鑃是一种地道的吴越族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墓葬常有单件出土,南越王墓出土一套8件组的句鑃,重191公斤,是岭南首次发现如此大型的越族打击乐,同时,也“实为出土的青铜乐器之仅有”。它们每件腹部均刻有铭文,按大小有“第一到第八”的编号。说明它是在南越王赵眜即位第九年(前129年)由乐府的工官铸造的。

实际上,在南越王宫音乐发展到高峰时,岭北文化圈已是俗乐倍兴,充分反映世俗文化的俗乐取代了先秦礼乐,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南越国宫廷礼乐就处在一种“雅乐”与“俗乐”的矛盾冲突中,最终随着南越国的退场而消失。但它“一方面是对岭南大地古代音乐文化的拓荒,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原逐步衰弱的礼乐文化的延续,是一朵晚开的礼乐奇葩”。

南越响器:

一种古老乐器的新生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乐器,还包括了古老的陶响鱼和陶响盒。陶响鱼属于乐舞击拍的“沙镲”。由两片泥板捏合成空心的鱼形,内装粗砂砾,高温烧成。陶响盒也是古代乐舞时击拍的用器,中空,内装砂砾,摇动时沙沙作响,与同时的陶响鱼形异实同。它们的作用,类似现代音乐演奏中的沙锤。

不过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副馆长林冠男也指出,这些“摇响器”,或说作为乐器的陶摇响器,从西周至汉代仅见南越王墓出土一例。同名相似器物主要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先秦及其后已很少见。此外,它们与我国之前出土的数百件新石器时代陶响器的主流形状也有较明显的差别——与之相近的扁圆形陶响器在2012年前仅发现两件。加之它们经过实测,发现在使用方面的便利度和有效性并不是很高,而且出土位置周围集中了大量具备沐浴功能的器具。所以也不排除它们属于当时的沐浴清洁用具。事实上,作为洁身沐浴之用的“搓”等工具,在商周至汉代的遗址中较常见,尤其在一些大型汉墓中,设有浴室,里面都出土沐浴器具。且这些器物与南越王墓中的陶鱼等大小相近,适合手持把握。

不过按孔义龙、曾美英的看法,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扁圆形摇响器,反而是摇响器这种古老乐器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而且由于之前发现的类似形态甘肃和陕西摇响器都是单件出土,南越王墓中的发现就更为重要,“南越宫廷房中乐中摇响器的大量使用,且与琴瑟、铃铎和舞人组合,正好弥补了节奏乐器的空缺”。它们“让我们看到不是单一的一两件乐器的配合,而是音色饱满、件数讲究、力度均衡的,为轻歌曼舞伴奏的小型室内乐队的完美组合”。如果配合上墓中出土的玉舞人形象,确实非常引人遐想。可以说,南越王墓摇响器令这种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乐器“在即将退出汉民族主体文化历史舞台之际创造出第三个高峰”。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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