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用人的艺术,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唯才是举而用之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李渊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战功较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一个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

最初,是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倾轧,争取李渊的信任与支持,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就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有预谋地安排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来时,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建成、元吉被杀,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秦王兵激战失败。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统一战争中敌对势力的成员与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唐太宗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性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他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正是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广其德于天下。他还明确提岀:“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

另外,当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学士都是唐太宗的亲信。但是,在他刚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武德九年(626)九月,就另设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

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骁武之士后“东南儒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没有亲疏之别。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再者,他对各种类型的人才还善于因材使用,并不求全责备。他说:“明君无弃土。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他还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对人各取其长,当然可使各类人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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