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说，孔子的先祖，是商朝之后宋国的贵族，后来逃往鲁国。但孔子一生，就并不抱有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从没有想过灭周复商的观念，他只是行道于天下，行道于全人类。所以孔子实在是一个人类主义者。又像墨子，同样没有狭义的国家观、阶级观。至于庄子、老子，那就更没有国家观、阶级观。在战国时代，学者抱有狭隘国家观的，总共只有一个半：一个是楚国贵族屈原。另外半个是韩非。他是韩国贵族，有强烈的国家观念，但到秦国后立场意志就不坚定了，所以只能说他是半个。

屈原是楚国重要的政治家，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就是屈原 。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

屈原合纵抗秦的建议未被采纳，导致楚国遭到秦国的连续攻击，大量军队被歼灭，大片国土沦陷，国家实力被严重削弱。公元前280年，秦国军队转向攻击楚国。秦派司马错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向楚黔中进攻。司马错除了从陇西带来的军队外，又在蜀和巴郡，补充了十万人马和一万艘大船，米六百万斛。由于兵多粮足，秦军取得胜利。这次战后，秦占领了黔中地，并迫使楚割上庸、汉北地，又攻取邓（河南邓县）。

秦与赵结盟，稳定侧翼后，开始大举攻楚。攻楚大军分两路出击：一路由白起率领向楚的鄢进攻；一路由蜀守张若率领向巫、笮、黔中进攻，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使楚国首尾不能相顾。鄢距楚都郢很近，所以楚国在这里集中了主力，与秦军进行决战。白起攻城不下，就是使出了惨无人道的手段——聚水灌城，导致“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楚军在鄢城一战，就损失数十万之众，主力受到惨重打击。这时，张若所率领的军队在长江上游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牵制了楚军，使楚无力在大别山以南作战。次年，公元前278年，白起又乘胜攻楚，取安陆（湖北云梦、安陆一带），并攻下楚都郢。当秦兵进西陵（宜昌县）后，就将楚先王墓夷陵烧毁，更进兵至洞庭湖边。楚国仓皇迁都于陈（河南淮阳）。从此，秦以郢为南郡，并封白起为武安侯。

秦攻破郢都，给楚国以沉重打击，这是秦在战国时期的重大胜利之一。公元前277年，张若所率的一支军队，攻占了楚国的黔中郡、巫郡。虽然次年楚国又夺回黔中十五邑，但毕竟已失去昔日之强势。在秦看来，它已无足轻重。因此，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秦国不再以主力同楚军较量了。

面对楚国遭受的严重损失和巨大屈辱，有着深厚家国情怀的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他的法、术、势理论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是当时最完善最高级的统治术。韩非认为，君王的意志是公意，臣民的愿望是私欲，二者悖反，君王要有效地支配和统治臣民，必须掌握和使用法、术、势三件法宝。法，就是治国治民的法律和制度，必须公开；术，就是支配臣下的权谋，必须隐秘；势，就是强制臣民服从的政治权威，必须独擅。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的思想与秦王政的心里非常投合。秦王政读了李斯的《孤愤》《五蠹》等书，大为赞赏，感慨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政不惜发动一场战争索取韩非，韩王原来不启用韩非，直到战事危急时才派他到秦国出使。韩非至秦后，秦王政十分高兴，但没有马上对韩非任用。在是先攻赵还是先攻韩的问题上，韩非劝秦王政还是先攻赵。在官场上，你的优秀，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嫉贤妒能的李斯深知韩非若效力秦王政，以韩非的能力水平，必是自己往上爬的巨大障碍，所以，李斯决心寻机铲除韩非。而韩非向秦王政提出先攻赵而存韩的主张，正是李斯陷害韩非的把柄，荀子曾教导他“得时无怠”，李斯深印于心。于是，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政果然将韩非下狱，李斯则送给韩非毒药，令其自杀，韩非欲向秦王表白，不得见，只好饮鸩而死。秦王不久也追悔，但韩非已死，赦免已来不及了。司马迁对此悲愤不已，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

钱穆说：“李斯从学于荀卿，与韩非为同门。始皇极爱韩非书，斯既馋杀非，复以非说迎媚其上。故凡秦一代之政，皆源荀、韩，而百家之学遂定于一尊。”

按照远交近攻的战略，并权衡先攻赵还是先攻韩的利弊，无疑秦国先灭韩国更有利于统一天下，对这一点韩非不可能不清楚，但深切的祖国情结，使其不希望秦国先灭韩，这就是钱穆所说的缺少天下观的表现吧。

在古人眼里，“天下”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古人很早就确立了“天下为公”的观念，同时认为“天下”可以建构一个理想世界。如《吕氏春秋》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这种天下为公的认知，成为中华文化天下观一大基石。

古人与天下共处的观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把人类看成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命运共同体。梁漱溟说：“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向来是一视同仁。”当代学者赵汀阳认为，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从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敌、绝对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任何具有外部性的存在都是需要化解的问题而不是征服的对象”。

中国人的观念里，本没有很深的民族界限，他们看重文化，远过于看重血统。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中国史上所谓异民族，即无异于指着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意味不同的人民集团而言。中国人对当时他们所谓的异民族，也并不想欺负他们，把他们吞灭或削除，只想同化他们，让他们学得和自己同样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这是中国人的对外政策，自名为“怀柔政策”的，这是一种使人心悦诚服，禁不住由衷记念我而自己软化乃至同化的政策。中国人在此怀柔政策下，常常招致边外的归化人，让他们迁移到边疆以内，给以土地，教之稼穑，渐渐再施以中国传统的教化，直到东汉末年，这一种边内杂居的异民族，日渐地多了。尤其是三国以下，匈奴人居住在今山西太原以南的一带，最称繁盛。这样的天下观，显然超越国家观，其视野、境界与气象自非寻常可比，决定我们思考国际问题的思维与方法，着眼的都不是战胜征服，而是合作共赢。

梁启超言：“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而不以一部分自画。”诚然，古人认知世界有视野局限，却并不妨碍他们天下观念、天下格局、天下气度，创造开放包容、胸怀天下的中华文化，致力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融凝我泱泱中华。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最独特的机缘，亦是今天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最深厚的文化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