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这个周末，于我而言意义颇为特殊。追随学院的队伍，在集体的和谐氛围下，走进曲阜、走近孔子，可谓圆了我多年的一个梦想。

山东历来群贤辈出，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省。孟子出自邹城，墨子出自滕州，稷下之《管子》出自淄博，而文化意义之最盛者，莫过于曲阜，因为曲阜诞生了孔子。孔子生于此，立于此，终于此，开坛讲学、弘扬儒家思想亦于此。曲阜有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又有尼山、泗水。上午，我们便去了“三孔”。孔庙主要承担祭祀之功能，看上去恢弘大气，又有巨碑林立，颇有几许故宫的气象。孔府据说建于宋代，是孔子嫡系子孙居住之地，与孔庙毗邻。孔林乃安葬孔子及其后人之地，我的恩师之一徐兆寿先生曾于孔子墓前行跪拜之礼，情之所至，泪流满面，我未曾亲历，但仍感同身受。

下午，我们去了尼山圣境。尼山的孔子巨像，远远望去，给人的视觉冲击极大，而越往近处去，却越是中正平和，许是圣人的感召力起了作用。“生民未有”、“德侔天地”、“万世师表”皆可说是对孔子地位的中肯评价，毕竟没有孔子，便没有儒家，没有儒家，中国人之精神气质便不可想象。没有孔子所立之道德范式，没有仁、义、礼、智、信，没有《诗》、《书》、《礼》、《易》、《春秋》，中国文化之生命力便要折损大半。如果说老、庄之道家对于中国古代之形而上学贡献较大，则可说孔、孟之儒家对于中国古代之德性伦理影响至深。

梁漱溟说过：纵观整个中华文化史，孔子之前的文化，都收于孔子手里，孔子之后的文化，都由孔子所放出。这表明，孔子之于整个中华文化的意义无疑是奠基性的。中国古人之德性自觉，始于孔子；中国古代之人文教化，亦立于孔子。有学者说：倘若古希腊的思想文化是视觉的，那么中国的思想文化便是味觉的。对此，我原本持质疑的态度，但经过这次的曲阜之行，我的看法改变了不少。“味觉”活动下的人与对象，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古代的士大夫与儒家大约也是这样一种关系。现代汉语讲“味道”，往往指美味之食物给予我们的口舌体验，但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主体之“我”对客体之某人、某事、某物、某意象的品味、体味和玩味，换而言之，“味”中亦有人生之“道”可言。孔子之道也是需要体味的，然体味的方式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在外在之践履中不断扩充内在之德性。正如《孔子家语》所言：“知而弗为，莫如勿知。”用王阳明的话说，便是“知行合一”。

当下之想为、敢为、勤为、善为，亦与孔子的知行观以及儒家的“知行合一”思想相契合。从哲学的角度讲，“想为”主要指向动机与目的，“敢为”主要强调动力与信念，“勤为”主要指向过程和姿态，“善为”主要强调方法和手段。从学习、工作与生活的角度讲，“想为”是要有“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愿景和念力，“敢为”是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斗志和精神，“勤为”是要有“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的努力与行动，“善为”是要有“志功合一、知行合一”的观念与技巧。这对我们的学习而言，亦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积累感性材料，多读书、多读原典、多读文献，夯实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要对感性材料加以理性之升华，要拓展视野、择取视角，将学术问题将纵深处、前沿处推进。而推进学术研究之最好办法就是学术交流、学术争鸣。也就是说，除了要“坐冷凳”，还要“走出去”，多吸收、多听批评意见，多掌握学术研究之方法。此外，多练笔、多请教，不断提升学术论文的写作能力与思维水平，于我等而言亦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