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的小刘军
照片上的这位年轻的志愿军女兵名叫刘军，1952年，她作为45军文工团的一员来到朝鲜加入到抗美援朝的行列，那一年，她只有十岁，是年龄最小的志愿军。刘军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身患疾病，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得到了及时救治。怀着对解放军的感激和崇敬，8岁的刘军参军入伍，从此部队就成为她真正的家。在朝鲜，志愿军文工团除了慰问演出，还要尽可能地帮助作战部队完成备战和后勤任务。那时，只有十岁的刘军未必真正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但她怀着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忠诚，用稚嫩柔弱的身体履行着一个军人的职责，承担着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危险和压力。
刘军：“打起仗来的时候，在坑道里，我给伤员他们喂水擦脸，休息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唱歌，因为前线部队很少见到老百姓，更见不到小孩，能见到我这样一个小孩，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给他们唱那些小孩歌，又唱又跳的，他们痛苦就减轻了很多。”
今年71岁的艺兵曾经叫沈一香。那时候，她也许是朝鲜战场上年纪最小的志愿军战士：入朝那年未满11岁。
这个小小的战士，在她还没有步枪高的时候，就用文艺演出的方式大胆嘲笑原子弹和坦克带来的威胁。这让那些心有“恐美病”的军人们备受鼓舞。
不过在那个残酷的战场，她也会有自己的小麻烦---比如掉牙之后不知所措。
她想起在家时妈妈曾经说，下边的牙掉了要扔在高的地方，于是艰难地爬上防空洞，把小小的牙齿用力扔在上面。
战友们都叫她小香。她既是工程兵部队的一员，还是一名文艺兵。所以，讲述小香的故事，也是为了纪念那些不拿武器的英雄们，虽然他们的身影已日渐模糊。
拆弹部队
沈一香本来是不该加入志愿军的。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在江阴要塞任职。解放军渡江前，他不仅遣散了军中一直跟随他的江苏乡亲，还让随军的沈一香母女离开要塞。
后来江阴要塞的国民党部队起义，这个固执的军人却没有选择顺从大势，结果成为战犯。
母亲带着沈一香辗转到长沙时，生活已开始窘迫，无法让10岁的沈一香继续上学，“她说让我找个地方当学徒什么的，只要能养活自己就可以。”
沈一香的一个姨夫曾是地下党，在他的介绍下，沈一香找到了驻扎在长沙的解放军工程兵重机械团宣传队。宣传队长赵崇喜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1950年时宣传队正在扩编，没有过多考虑出身。而且沈一香4岁就开始读书，很懂事，“队里还有个9岁的小女孩，家长是咱们队伍上的，但她一是尿炕，二是爱吃零食。”
当时让沈一香说自己为什么要加入解放军。小女孩在纸上写，为人民服务。看见这句话，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于是，10岁的沈一香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因为不太会唱歌，沈一香就跟着演话剧。第二年春天，重机械团以志愿军工程兵第18团的身份前往朝鲜。本来宣传队没带沈一香，把她和另外“两老一小”留在本溪，不过4月初她还是去了朝鲜。“当年要是像大机关那样正经在国内有个留守处，也不会让他们过去。”赵崇喜说。
志愿军刚入朝时，战斗机都是从国内起飞。但是由于飞机航程比较短，很难掩护深入朝鲜的部队，18团因此受命在平壤西面的永柔修建机场。1951年4月15日，沈一香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她的11岁生日。
敌机几乎每天都会轰炸机场。赵崇喜说，普通炸弹只会炸出一个大坑，很快就能填埋上，“敌人后来用定时炸弹，短的几小时、长的几十天爆炸，阻止我们修机场。”
大多数时候，缺乏器材的志愿军工程兵不会像电影中那样用金属探测器来搜寻钻入地下的定时炸弹和延迟炸弹。他们几个人排成一字形横列，沿着不到100米宽、2000米长的跑道用铁锹查探。铁锹尖刺进去有金属声，就是炸弹：它可以形成直径超过10米、深度超过5米的弹坑。
一旦炸弹在拆除过程中爆炸，以班、排为单位的小组往往当场全部牺牲。有一天上午1营2连的一个小组已经把炸弹尾翼挖了出来，结果突然爆炸。现场十几个人被炸碎的肢体装了几麻袋。这天下午，另一个连的拆弹小组又全部牺牲。
不过工程兵们相信，定时装置只要是人装上去的，就可以再由人卸下来。
拆弹的办法之一是用小锤子敲击炸弹尾翼上的引信螺丝，使其松弛，然后拆除。敲击的力度完全依靠感觉，稍微用力就可能引爆炸弹。一次正在拆除的战士突然感觉到尾翼里的爆炸装置启动，于是用尽全力将其推进弹坑，才躲过一劫。
宣传队的作用是，既要缓解部队的心理压力，又不能过分轻视炸弹的威胁，防止战士在拆弹时掉以轻心。
从普通一兵成为英雄
曾任《解放军报》高级编辑的洪炉认为，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朝鲜战场与美军抗衡，战斗精神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大概是人类近现代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他说，战争的实质是志愿军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如果没有必死献身的精神是无法实现的，“这要归功于政工宣传的作用”，特别是像小香这样的文艺兵。
他举例说，英雄事迹的传播和宣传曾给战士们带来无穷勇气。比如黄继光看过描写苏联英雄马特洛夫用胸膛堵抢眼的电影《普通一兵》后，曾和战友讨论很久。黄继光牺牲后，政工人员不仅组织部队学习他的事迹，还把他的故事编入歌曲和评书、相声，结果又出现了很多黄继光式的英雄。
23军67师步话机员蒋庆泉在阵地上呼唤“向我开炮”的事迹，也曾在这个军的步话机员中广泛传播。几个月后23军73师就出现了另一位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于树昌。
每个烈士的事迹经过传播，都带动一批新英雄的产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宣传队和文艺兵就是传播链条上的关键环节。
在《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中志愿军政治部总结说，在鼓动与宣传结合中一是要宣传胜利，“对整个的胜利消息，兄弟部队的胜利消息，尤其是友邻班、友邻排、友邻连的消息都要向大家及时传播；特别是英雄人物的事迹对人们的鼓励更大。”此外，还要宣传经验、宣传情况。“如果战场上当时有功，当时就记，当时就传播。”
有效的鼓动办法还包括表扬、壮胆、激发、解释、比喻等10项。以“比喻”为例，在战斗中，美军溃乱，胡闯乱撞，就说：“美国兵像一群羊似的，比国民党好打多啦。”“这些比喻有效地增强了大家的必胜信念。”
赵崇喜回忆说，刚开战时政工工作的一个重点是消除部队的恐惧心理：“美国有坦克，有原子弹。”很多人对与美军作战心存疑虑。
沈一香记得，根据宣传要求她排了一个相声叫《一片阿司匹林》。“什么能治感冒？阿司匹林；什么能治发烧？阿司匹林；什么能治‘恐美病’，你还要吃阿司匹林吗？”沈一香说，这个相声就是批判“恐美病”。
小孩子在笑话“恐美”，这不仅能够消除一些战士心中的胆怯，也会促使他们更加勇敢地战斗。这个相声讲了一年。
“要仇视敌人、鄙视敌人、蔑视敌人，这叫‘三视’。”赵崇喜举例说。
不过，在“鼓动工作必须掌握的几个问题中”，志愿军政治部也提到，不能以假情况和不正确的情况鼓动部队，“如果那样的话，战后战士了解了便会很不满意，降低政治工作的威信。这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注意。”
意外的香椿炒鸡蛋
虽然在战友面前要表现出对敌机的蔑视，但轰炸还是在幼小的沈一香心理留下了重重阴影。
有一天沈一香在半山坡上遇到敌机，她躲在林子里清楚地看见敌机向山谷扫射，路上的人中弹倒地。沈一香连忙跑回连队，蹲在正洗衣服的生活组长身边，“我说，小香回到你身边，就不害怕了。”
在朝鲜，有三个组长负责小香：生活组长、行政组长、学习组长。在她记忆中没有任何与玩耍有关的内容。她最喜欢的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他们围坐成一圈，自己在中间跳舞，“不停地转啊，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这些舞蹈的场地往往是半山上偶然出现的平地。有一次她一下从斜坡掉了下去，被上年纪的战友一把拽了上来。
脚摔伤后没有药，慢慢肿了起来。但是宣传队往往要在部队出发前就启程，在半路上化妆、安置演出器械鼓舞战士前进。
她就骑在分队长的脖子上行军，“我还在上边左右晃、比画跳舞的姿势，他在下边说，好了、好了，别动、别动。”
晚上走到老乡家休息。小香坐炕上，看着夕阳把山水都染成金黄色，眼泪还是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组长来问我，我说我想家，想妈妈。”
为了消除战士沈一香的恋家思想，宣传队专门组织了政治学习。“作检查，后来上级还让我看《马蹄钉思想杂谈》，写读书笔记。”当时北京有几个政工人员和作家在报刊上写专栏，谈青年问题。最后结集出版，就叫《马蹄钉思想杂谈》。
沈一香说，她确实一字一字看完了这样一本理论书籍。
1952年4月14日，12岁生日前一天，沈一香正好在下边连队。连长问：“小香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她想想说，香椿炒鸡蛋。
“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吃的。咱们部队有纪律，苹果掉在地上才能捡起来吃，在树上的都不能摘。”没想到，第二天战士们真的给她端来一盘香椿炒鸡蛋，“就一点点儿鸡蛋，是战士们凑钱给我买的。哎呀，我高兴死了！”正是由于缺乏营养、发育晚，她在十几岁才开始换牙。
虽然身处后方，但小香还是看到了牺牲。
有一次，她在半路上临时改变了去一个连队的计划，“回来的路上看见敌机向那个方向飞去。”等她第二天到连队时，看见小板凳上都是血迹，正在上课的班长和许多战士都牺牲了。
还有一次拉材料的卡车翻了，团参谋被压在下面没法挖出来，两天后眼睁睁地死去。沈一香自己也经历过翻车：拉着宣传队的卡车倒进弹坑形成的水泡子里，圆号把号手的肋骨顶断了，小提琴也摔坏了，湿淋淋的小香被战友拉出水面。
受了很多苦，宣传队始终是部队最欢迎的。沈一香记得很多次说完相声后，全场雷鸣般的喊口号：欢迎小香再来一个！
小香的名字，就这样在工程兵部队中传播开了。
1953年停战后，沈一香调到了仍在朝鲜驻扎的23军文工团，还成为洪炉的战友。这个时候她给自己改了一个很符合身份的名字：艺兵。
生产线上的舞蹈演员
1955年，小香写给妈妈的信被退了回来。部队派人去了解才知道，她自杀了。
沈一香觉得，父亲带来的压力以及她在前线的安危一直折磨着母亲，令她作出这样选择。其实从4年前离开长沙，小香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1956年，在得知母亲的死讯一年后，沈一香才利用汇演的机会回国，见到了母亲的骨灰盒。
沈一香后来在朝鲜国立艺术剧院等单位学习，继续着自己的舞蹈事业。她的舞姿让朝鲜姑娘也非常钦佩。到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军时，18岁的小香已经长成楚楚动人的大姑娘。
洪炉回忆说，有一次他们去板门店演出，中立国代表团的一位波兰军官约沈一香散步，向她示爱，要带她回波兰。“我说那怎么行呢，我们是有纪律的。”沈一香还记得，同行的捷克军官拿巧克力给另一位文工团姑娘，而这个年轻帅气的波兰军官送给她鲜花，“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遭到拒绝后，波兰军官的上级还找到文工团负责人，也未能如愿。
回国后，沈一香进入总政文工团。她差不多是当时中国朝鲜舞跳得最好的人。在一场演出中曾经7次上台，独舞或者领舞。
60年代，有一天团领导领来一个姑娘向她学习朝鲜舞。姑娘在学习之余，很喜欢听她讲朝鲜战场上文艺兵的故事。这个女孩叫刘尚娴，后来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王芳。
10岁参军的沈一香在授衔时是中尉。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舞会时，周恩来问这些文艺兵的军衔，“别人都是少尉，我骄傲地说我是中尉。周总理想了想说，那你没有多少社会经验。”意思是，这个姑娘肯定从小就在部队上。
不过，她只参加过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从来没有去过中南海。“她是台柱子，但就是不让宣传她。”洪炉回忆说。
后来有人对她说，是她那个以死“与人民为敌”的母亲、而非正在改造的父亲影响着她。
沈一香后来被调往大西北、国防科工委的文工团，在那里与话剧团的战友结婚。几年后，沈一香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后来成为著名主持人，叫许戈辉。
沈一香与女儿许戈辉在南昌
60年代末，原子弹基地解散了文工团。本来广州军区文工团想调沈一香，但是她却被转业到长沙的一个劳改农场。从此，她就远离了心爱的朝鲜舞。
在老首长和战友们的帮忙下，沈一香后来调到了北京，在展览馆附近、北京二轻局下属的一个电子仪器厂工作。这个厂子之所以愿意接收她，是因为厂长也是部队转业干部，收了一大批像她这样的文艺兵。
沈一香就在流水线上组装电子器件，丈夫因为是演话剧的口才好，去搞供销。
1975年中共特赦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在此之前的26年间她从未见过父亲。虽然父女都希望在一起生活，但是她的家庭因为怕受牵连而反对。老人于是去了上海的妹妹家。沈一香为此一直感到内疚。
沈一香曾经有机会去考文艺团体，只需要在一个星期内复习好文化课。但在最后时刻她生病了，“一生病我就想，完了。”沈一香说，这时她已经快40岁了，于是就安心待在工厂里。
不过，从军经历还是深深影响着她。换饭票不小心多给了，她就会退回去，这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
90年代以后，退休的沈一香和老战友们的聚会多了起来。那些漂亮的金达莱、背着她行军的战友、半山上旋转的天空，又经常浮现在她眼前。如今，还有文化团体找她辅导舞蹈。这样，她又能和心爱的朝鲜舞在一起了。
1951年8月，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报》上，登载了一篇“最小的志愿军战士”的记者采访，报导了西北医院（原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第一分院护士孙康凯的事迹。
孙康凯自幼丧母，不知自己的生日，要不是他上有兄下有弟，可能连自己的年龄是多少也不晓得。他1949年7月参军，翌年12月出国参战，时年龄13岁。
当年，在西北医院像孙康凯这个年龄的护理人员不在少数，如1950年11月，医院入朝参战前夕，由齐齐哈尔市社会福利院，小学毕业班参军的20多人，大都是年龄13岁。只是孙康凯在同龄人中，他的身高最矮，故称他是“最小的”战士。
西北医院是原陕甘宁边区行知中学于1947年3月8日，遵照边区政府命令，由208名师生组建，相继有米脂中学绥德师范子长中学的同学参军。其中护士的年龄不超过20岁，解放战争时期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战场，时称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1950年10月26日由临潼出发，开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朝鲜战场。出国后，称中国人民志愿军西北医院。在战场上，不管夜晚行军，还是接受任务抢救伤病员，是不论年龄大小的。
由于军报的报导，孙康凯引起医院政委李仪（江西吉安人）的关注。一次，李政委看见孙康凯吸烟（当时给每人发烟），当即制止他：小孩子不要吸烟。从此，他再不吸烟了。
1956年夏，孙康凯从朝鲜战场回到故乡西安，分配到陕西省人民医院任护士。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字，住在单身宿舍没有桌子，就趴在床上做练习写作业，提高自己的文化和专业知识。在业务上努力钻研，逐步地与烧伤整形科同仁一起，在烧伤和烫伤的医疗中取得一定经验和成果，总结出《湿润暴露疗法治疗手部深度烧伤》在专业刊物上发表。
1996年孙康凯由副主任医师岗位离休！（本文照片由孙康凯提供：均为1951年冬在朝鲜平壤近郊拍摄）
孙康凯
13岁入朝的杜茂祥
13岁入朝
杜茂祥是湖南省临湘县人。
1951年3月下旬，年仅13岁刚入伍不久的杜茂祥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随部队从长沙到达丹东市。那时，杜茂祥是一个卫生员，身上没有佩枪，但部队发给了他两颗手榴弹。除此之外，他身上随身携带的，就是一个牛皮红十字药包，里面装有药品、镊子和绷带等。
在丹东演练了一个多月后，4月11日晚，杜茂祥随部队来到鸭绿江边，通过草袋墩搭建的木桥，向对岸的朝鲜行进。刚到河中心，随着一阵轰鸣声，敌机飞来了，并扔下20颗悬挂空中的照明弹，照得水中的石头都能看清。杜茂祥高兴极了，抬头一颗、两颗地数了起来，数完又唱“雄赳赳，气昂昂……”班长见状，大喊“趴下！趴下！”幸运的是，敌机最终没有发现目标，10多分钟后，飞走了。班务会上，杜茂祥受到了批评。
到了朝鲜后，杜茂祥随部队连续行军近一月，先后经过顺安、平壤，最后到了南川店。杜茂祥所在的卫生队驻扎在一个三面环山的简易防空洞里。
那段时间，杜茂祥等20多个卫生员每天都要集中在一棵大树下，由医生为他们上课，学习包扎、止血、小创伤、疮的处理及战场伤员救护等知识。
有一次，杜茂祥值班，大约凌晨3时许，他给一些病人服完药后，就在一个战友身边睡着了，被班长发现后大骂了一顿。队长听见后对班长说：“他是个娃儿，瞌睡大，以后不要他值夜班了。”
战友们都叫他“小弟”
一个多月后，杜茂祥被分配到团直属高射机枪连当卫生员。到了新的单位后，从连长到战友们都不叫他的名字和职务，因为他是连队中年龄最小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弟”。
每天，杜茂祥要背着药包到方圆好几平方公里的九个大小不一的山头高射机枪阵地巡查，有时一天要巡查两次。若发现有疑难病症，他就要走到数公里以外的团卫生队去请医助(即医生助理，当时部队上的一种职务。记者注)来看病，等医助开处方后，他又得与医助回团卫生队药房取药回连队，交给病号服用。
到了8月份，部队很快要上前线打仗了，上级派来会英语的教员教大家喊话：“哈罗，布抵当约儿喂旁士！(喂，缴枪不杀！)”以及志愿军优待俘虏等英语。教员教一会就要走，他怕战士们记不住，将杜茂祥和文书多教了好几遍。隔了几天，一些战士真的记不住了，有的开始喊“海罗，葡萄糖喂胖子！”闹成了笑话。好在杜茂祥和文书帮忙纠正了。
9月初，杜茂祥随部队前进到铁原以西，参加粉碎敌人的秋季攻势。当时，美第3师两个团在一百多门炮火和60多辆坦克配合下，向杜茂祥所在部队坚守的夜月山、天德山重点发起进攻。
作为卫生员，在敌机轰炸和敌群炮停止后，杜茂祥便要跑到各班、排去巡查一遍，有伤员就迅速处理，及时上报。
部队中成长
1952年10月，杜茂祥所在的部队休整结束，奉命再次开赴铁原以西上浦防东山下，接替39军防务。上浦防东山，敌称老秃山，我军称无名高地，被敌军占领，控制着我军后方10多公里。进入无名高地后，杜茂祥主动请缨担任了高机连和八二迫击炮连共十八个阵地通讯员的任务和卫生救护任务。
每天，杜茂祥都要头戴伪装通过敌人多处封锁部位，当炮声一响，杜茂祥就赶紧卧倒，爆炸一过，他就迅速爬起。有一次，炮弹炸起的一颗飞石击中了杜茂祥的脚踝，出了血，幸无大碍。1953年3月中旬，杜茂祥被调到无名高地前线包扎所，住在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坑道内。
杜茂祥还清楚记得，3月23日20时整，向无名高地发起进攻的命令信号弹映红了天空。杜茂祥当时偷偷跑到坑道外观看，只见我军万炮齐鸣，被敌军占领的无名高地一片火海。约20分钟后，冲锋号吹响，战士们一跃而起，“冲啊！冲啊”的喊声不绝于耳。经过战士们浴血奋战，无名高地终于被拿下。
不久，伤员不断被送到包扎所，杜茂祥等人开始不停忙碌起来……
1957年4月，由于表现突出，杜茂祥荣立三等功。至今杜茂祥都还记得，1953年7月27日20时，上级宣布朝鲜全线停战协议签定时的情景，战士们的欢呼声，久久回荡在山谷里。
1954年9月24日，杜茂祥随部队胜利回国。此时他已快17岁，早已成了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1957年，杜茂祥转业到了安顺，先后担任过原安顺市(现西秀区)一些乡镇的书记，后又任西秀区农业局副局长，直到1997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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