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2 月中旬，利比亚局势出现重大变化，我国在利比亚人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从 2 月 22 日至 3 月 5 日，中国政府共调派 182 架次民航包机、12 架次军机、5 艘货轮、1 艘护卫舰，租用 35 架次外行包机、11 艘次外籍邮轮、1000 余班次客车，从海陆空三路将分布在利比亚各地的 35 860 名中国公民全部安全接回国内。中国驻希腊大使罗林泉，亲自迎接从利比亚撤出来的同胞，一句“欢迎你们回家”让担惊受怕的侨胞顿觉祖国的温暖。一时民间很多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在外侨民所作的最具有责任感的举措，极大地鼓舞了遍布世界的中华儿女。

很少有人知道，一百年前，顶着“反动、腐败、丧权辱国”帽子的北洋政府也曾在 1918 年成功组织了一次护送旅俄华侨归国的行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境外护侨，使漂泊在外的华人游子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祖国的温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曾这样形容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深远影响，但是对于 1917 年的旅俄华侨来说， 影革命的硕果，却不幸被卷入了革命的动荡之中。

1917 年 11 月 7 日，以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首先举行武装起义，向冬宫发起攻击，深夜攻入冬宫，临时政府被推翻，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 这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

当时的俄属远东地区虽然是俄国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距首都圣彼得堡遥远，最远的甚至近万公里，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传到地广人稀的远东地区时，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同时由于远东地区以农业为主，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尽管在十月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建立了新苏维埃政权，但很快就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被颠覆，陷入了更大的动荡。

而在1918 年至1920 年，俄属远东地区政权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出现以杰尔别尔为首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和“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以霍尔瓦特为首的“全俄临时政府”、以沃洛戈茨基为首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和“全俄临时政府”、以高尔察克为首的“全俄政府” 等一系列自卫政权，这些反动势力不但没有带来片刻的安宁和发展，反而加剧了远东地区的政局动荡。

在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大致有三类：一类是由于不平等条约形成的“中国侨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导致 10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被割让，而当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被动地成为了“侨民”，如当时的六十四屯居民。二类是在俄国境内从事工商业的“华商”。这些人属于华侨的中上层，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据研究“到 1910 年，整个远东地区已经有 789 家中国商号，年营业额为

14 560 438 卢布”。三类是赴俄的华工。由于西伯利亚地区地广人稀， 农业、采矿业、建筑业等等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同时由于一战爆发，协约国前线吃紧，也需要大量的战事辅助人员。通种形式，在当时的远东聚集了大量华工。有学者估计，到一战后期，“在俄华工已逾 50 万人”。

十月革命之前，沙俄极其排华，一方面，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地广人稀，同时自然环境的恶劣，使得俄罗斯本土居民不愿在此生息，酷寒的远东地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开发；另一方面，华人极难被同化， 在俄华人极难改变信仰从而信奉东正教，他们聚集在一起，辛勤劳作、吃苦耐劳、积攒财富，过自己民族特有的节日，他们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眷恋乡土，过着仿佛在自己国土上无二的生活，使沙俄非常担心在西伯利亚地区的统治。一时沙俄甚至以“黄祸”来称呼华人，对华侨极其排斥，制造了相当多的排华事件，其中 1900 年俄国军队诬陷华侨暴动，将六十四屯中国居民屠杀殆尽。

十月革命发生后，由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脆弱，并且白俄政权频繁更迭，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战事频仍，大量华工失业，“各该处华工仅食面三四华两”。同时白俄当局对华人大肆敲诈，“1919 年 1 月 1 日，谢米诺夫军队扣押华商 70 多人，一次就劫走现金 665 万多卢布”。更为甚者，华侨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俄国发生内战后，白俄当局强制华人入伍，成为战事的牺牲品，同时纵容部队对华人抢劫掳掠，与土匪无异。

当地华侨寄望于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当地情势一日危急一日，局面几近失控，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也纷纷向祖国呼吁派兵护侨，其中提到：“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 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而伯力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

阿穆尔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的长电中，更是详列出兵之各种理由。一则保护华侨，二则可趁俄国内乱，借机收回以前因战败丧失之权利， 也可趁早在俄国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而紧邻俄国边境的黑龙江省政府，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商民呼吁乞援之电，日必数至”。

当时中国派系林立，北洋军把持政权，袁世凯死后，北洋内部又分裂为直系、奉系、皖系，表面政权统一，却夹杂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 南北对峙，内战从未停止。

十月革命爆发时，北洋政府刚刚经历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而同年7 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联合南方实力派发起护法运动。9 月，北京南下进攻护法阵营，南北战争爆发。当年 7 月，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投奔了南方阵营，这导致北洋政府海军一时元气大伤， 北洋政府虽对派遣军舰护侨并无异议，但是，“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北洋政府一时不免捉襟见肘。

而当时的日本也并不消停，十月革命的爆发对于一直野心勃勃的日本来说无疑提供了极好的图谋远东地区的机会。长期以来，以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为跳板对俄属远东地区实施占领一直是日本战略的一部分， 苦于无机会下手。十月革命后，协约国内部关于是否出兵干涉也出现了较大分歧，而日本则积极谋划出兵进行干涉。日本同时积极对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中央政府威逼利诱，成功使其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此获得了从中国东北出发谋取西伯利亚的合法性，而日本显然不愿意看到北洋政府出兵参与到远东地区的争夺中来。

救还是不救，对北洋政府来说，是个问题。

俄国动荡的局势使旅俄华侨的财产与人身安全丝毫得不到保障，向俄国方面也是求告无门。而北洋政府鉴于严峻的国内形势，在动乱初期， 面对华侨的求援，也显得有心无力，只得通过外交途径尽力维护华侨权益。但对于处于艰难处境的华侨来说，无疑仅是杯水车薪。

1918 年 4 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借三名日本商人遇害之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登陆，英国军舰也随即派兵登岸，局势骤然紧张，“当地华商不无惊疑”，纷纷向总领事馆询问政府何时派兵护侨。

而此时，国内南方“护法”阵营围绕着拥护孙文还是拥护约法，发生了分裂。护法军内讧，北洋政府一时压力大减，终于能从艰困的国内形势中将目光投向了远东。

2 月 27 日，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睿向中央政府紧急报告，报告中这样分析：协约国各国纷纷派兵护侨，而中国作为协约国一员，也应及早入俄，“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 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于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争利权，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向隅矣”。

3 月 13 日，国务院经过反复研究磋商，终于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妥速筹办”。3 月 20 日，海军部指定“海容” 号巡洋舰出海护侨，华侨闻讯，群情振奋。

日本对中国的派舰护侨十分恼怒。在日本看来，中国的单独行动， 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日本以此为由， 对北洋政府大加指责，面对日本的高压，中国一边敷衍，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快成行。外交部不断催促海军部立即启航。

4 月 9 日，几经曲折，“海容”号巡洋舰终于肩负使命鸣笛出港，向远东进发。4 月 16 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崴港口。

中国“海容”号巡洋舰赴俄，同时外交部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 要多方筹措，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4 月 10 日， 隶属于轮船招商局的“飞鲸”号出发，先期到达海参崴。“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也极大地缓解了当地华侨的恐慌情绪，“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飞鲸” 号就满载了 1165 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

“海容”号巡洋舰的进驻，当地华侨便如吃了定心丸，一时“群情欣慰”，同时也使总领馆处理各种外交事宜有所依恃，更加从容。一次华侨运送两具灵柩回国，遭到俄方无理纠缠，总领馆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请‘海容’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始得将柩装运”。除了保护华侨安全，“海容”号还多次维护当地华工权益。动乱开始后，一些当地势力经常排挤华工，如果发现有雇佣华工，便去恐吓。接到求助后，“海容”号多次派兵赶往现场，武装保护华工正常工作。经此之后， 该类排华事件大大减少。

1918 年 7 月，美、日、英、法等国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终于在出兵西伯利亚问题上达成妥协。而北洋政府也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此次若协商各国公共出兵，我国对于参战应尽之义务，自应一致派遣一二千人，并以保护领馆、侨商”。同时北洋政府积极行动，试图筹划利用这一良机收回被沙俄强占的一些主权，包括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北洋政府提出出兵，立即遭到日本强烈反对。日方理由是：中国已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该协议主要内容，就是由中国人出钱出力，并为日本提供东北基地，根据该协议，中国已纳入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体系，中国只要提供基地和补给即可，日本军队就有义务保护华侨。

日本的反对并没有减少北洋政府出兵的决心，虽然不好针锋相对， 北洋政府运用一贯对付日本的灵活腾挪的策略，将中国出兵的目的由护侨修改为“援助契克即捷克军团为宗旨”。而由于日本在出兵后便撕掉伪装，在西伯利亚大肆扩张，美、法等国对中国出兵牵制日本乐见其成。这一理由提出后，便得到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明确表示，北洋政府应自行掌控中东铁路。形势的发展使日本只好答应中国出兵，只是在人数上要求中国不能出兵太多。

而北洋政府出兵的真正目的其实有两个：一是做好准备，因沙俄紧邻中国，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如协约国共同出兵，而中国缺席，恐对中国主权造成损害；二是积极护侨，增大护侨力度1918 年 8 月 3 日，已经在海参崴的“海容”号驱逐舰舰长林建章， 被任命为“代将”，着手组建赴俄部队。

8 月 22 日，北洋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宣言，根据北洋政府督办参战事务处的统计：中国出兵人数约 4000 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另军舰一艘。分 6 批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主要使命就是确保海参崴—双城子—绥芬河的撤侨通道。

中国军队的到来，为当地的护侨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首先，和总领馆一道积极组织华侨的转移，尽力保障华侨生命财产安全；其次， 派出兵力防御相关铁路沿线，保障了撤侨通道的畅通；再者，为总领馆提供兵力支持，参与对洗劫华侨事件的外交干涉。

随着护侨工作的不断深入，驻俄部队的有力护持，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一年内就抢运出 3 万名被困华工。

北洋撤侨，尽管行动滞后，但是作为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仍值得国人铭记。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几次对外战争无不以割地赔款告终， 参与国际事务，也因为国家实力不足，毫无发言权可言。远赴俄国救助难侨，无疑是中国政府难得的一次国际形象展示，为在一战结束后国际事务处理上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作为近代史上中国的第一次境外护侨，也极大地提升了遍布世界各地华侨的民族自信心。

对侨民的保护不仅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也是一个国家尊严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政府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往往超过了对本土居民的保护力度，被后世妖魔化为“反动、卖国、腐败”的北洋政府，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仍抽出财力物力人力全力保护海外侨民，足以证明其当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