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动荡、最屈辱，中国人民最悲惨、最痛苦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奋斗、最终找对方向、走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前夜。中国近代史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强国必强军，军强则国强，国强则民安。近代中国的国防和军事到底是如何由强变弱落后挨打的呢？当时的政治、军事人物到底是如何思考和决策的呢？《中国近代战策辑要》丛书（解放军出版社）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回望历史的窗口。

《中国近代战策辑要》丛书分《道光卷》《咸丰卷》《同治卷》《光绪卷》四卷，共七册，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丛书第一次公开了清朝上述四个时期的军事奏章、上谕等文献613篇，这些极具军事思想史料价值的文献大多是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近3000万字原始档案中遴选出来的。编选者逐篇点评，阐发其奥旨，让人们对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及产生的影响有了进一步了解，真实、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我国近代军事思想演进的历程。纵览丛书，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我们的先人为救亡图存所做过的那些悲怆的抗争和留下的惨痛教训，读来恍若昨日，令人不胜唏嘘。

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开始， 西方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的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上千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举世罕见的深重苦难。道光当朝的历史不过30年，却是此后百年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起点。

《道光卷》收录了1835至1850年间钦差大臣林则徐、两江总督裕谦、两广总督琦善、钦差大臣伊里布、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靖逆将军奕山等封疆大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向朝廷所做的军情奏报，以及军机处所发上谕廷寄等60篇。比如，林则徐为禁烟多次上奏：“迨流毒于天下，则危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但武备废弛的清朝军队，督抚不理兵政，武将不事营务，官兵不事操练，甚至闹出道光帝检阅军队时，“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笑话。

昏聩的时代也不乏清醒之人，也有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1840年5月，英军在广东进犯受阻，转攻浙江定海，两江总督裕谦上奏道光要求死守定海。他提出，“应趁英军大号兵船正在广东与官兵相持，其在定海防守薄弱之际”，率乡民埋伏沿岸配合官兵，采取出其不意聚而歼之的战术收复定海。他还上书弹劾投降派代表人物琦善，指斥其有“张惶欺饰，弛备损威，违制擅权，将就苟且，失体招衅”五大罪状，揭露其“惟务夸张外夷，以挟制中国”的卖国行径，虚构军情，制造“我兵寡不敌众”的谎言。1841年2月，裕谦亲临定海前线督部血战，因实力差距太大，被迫退守镇海，最终以身殉国。

《咸丰卷》收录了1851至1861年间湖北巡抚胡林翼、兵部侍郎曾国藩、直隶总督谭廷襄、恭亲王奕訢、钦差大学士桂良、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等封疆大吏向朝廷所做的军情奏报，以及军机处所发上谕廷寄共计80篇。咸丰当政11年，在位期间倾尽全力组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到死也未能逆转。其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先是借“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法国借“马神甫事件”与之沆瀣一气攻击天津大沽口，沙俄也趁火打劫。六神无主的咸丰率百官、后妃逃往热河，英法联军侵入京师，圆明园惨遭焚掠，这是中华民族千古未蒙之奇辱。咸丰年间，曾国藩上书称：“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他建议把清朝的世兵制改为募兵制。在组建湘军时，曾国藩要求“将必亲选，兵必自招”，层层节制，杜绝了“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情况，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

咸丰之后，清朝的皇位和皇权自此分离，进入了晚清长达47年的太后主政时期。1861年，慈禧太后策动“辛酉政变”实现两宫垂帘听政。同治19岁去世，短暂的一生虽然鲜有作为，但因国内处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两次动荡之间，国际处于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政局难得平静，为实施新政提供了可能，于是有了“同治中兴”。《同治卷》收录了1862至1874年间太子少保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丁日昌等封疆大吏向朝廷所作军情奏报，以及军机处所发上谕廷寄40篇。清廷在重臣们的建议下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了同文馆，建厂开矿，修筑铁路……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得以创办，开始派留学生海外深造，外交上则谋求与外国合作。这些“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令西人惊叹道，“中国的大小官员都行动起来了”。但实际情况是，清廷死守大国之虚荣，李鸿章曾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策略只能是抱残守缺的权宜之计，根本不能强国兴邦。

到了光绪时期，34年的历史可谓是西方列强侵华的血泪史。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英军入侵西藏等等，大难接踵而至。“庚子之变”后，从西安逃亡回銮的慈禧太后曾以光绪帝名义放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底泯灭对外抗敌御侮之心，使清廷沦为列强在华权益的执行人，最终土崩瓦解。《光绪卷》共分4册，收录1875至1907年间曾国藩、李鸿章、奕訢、左宗棠、张之洞、刘铭传、丁宝桢、康有为、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向朝廷所作军情奏报，以及军机处所发上谕廷寄453篇。在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名将也曾发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呼声。左宗棠就主张“兵之能战不能战，视乎练之精否”，反对操练走过场，上书“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精，与不练同”“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可观，终不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之故也”。对于武器装备，在感叹西人“水陆器具精利”的同时也辩证地认识到，“战事还凭人力，亦不专在枪炮也”。

1895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水师将领曾上书皇上反思道：“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北洋水师“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演习变成了“演戏”。而被称作“操演”的军事训练其实只不过是阵形站姿，这样的部队固然在巡查时是“虎豹之姿”，但实际上毫无战斗力。对清军的这些“和平积弊”，当时也有日本人轻蔑且不无偏见地说：“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晚清军事变革，一会儿学英国，一会儿学德国，一会儿又学日本，终未能完成现代化学业，根本便在于“积弊”不改。

历史是一面镜子。安全与发展永远是一个国家的最基本需求，是治国的永恒主题。富国是强军的基础，强军是富国的保障，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历史告诉我们，“能战方能止战”，这是战争与和平永恒的辩证法，也是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战策辑要》的现实价值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