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 美国准将佩里打开日本国门 美日签订不平等条约

美国与日本有着奇特的联系，是美国黑船到来，打破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将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在亚太地区限制日本的发展。二战时，是美国对日本进行核打击，加速日本的投降。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进行改革，重视科教，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国。而此时，美日关系也由当初的不平等趋向与平等。

在二战中，由于日本特殊的民族性格，使得美军在对抗中难易推测其下一步行动，日本成为了令美国人最为头疼的敌人。1944年，随着欧洲战事越发明朗，美日之间的战争则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了能够更加迅速取得战争胜利，探寻战后对日本的处置策略，美国政府邀请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民族性格进行研究，鲁斯.本尼迪克特最后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本《菊与刀》。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

全书分为十三章，在第一章，作者旗帜鲜明地写出了对日本民族性格的看法——矛盾性。

看到这里我们很好难理解为何该著作叫做《菊与刀》了，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象征日本的武士道文化，二者同时出现，表现了日本民族特性中的矛盾性。

日本的东亚共荣圈

鲁斯认为日本人非常重视精神文化建设，同时特别强调精神力量的重要性。他们之所以与天下为敌发动二战主要是为了实现其精神目标，东亚共荣圈，日本人认为自己有责任与义务带领着亚洲重塑辉煌，重新构建世界新秩序。

高中女生为自杀性袭击的飞行员送行

在与美国的对战中，日本举全国之力进行战争，军费开战占到政府总开支将近一半的比例，而同时期民用开支则不到30%。但日本更看重的是精神文化建设，政府多次宣扬"这次战争较量的不是军备，而是日本人推崇的精神与美国人推崇物质这两种观念的较量"。"这场较量，物质注定失败。"在日本的作战手册中写道："用我们优秀的士兵来对付敌军优秀的武器装备，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坚船利炮。"看到这里，也许我们就不难理解二战中日本多次采取自杀性袭击的方式，这也是他们精神对抗物质的一种表现。

鲁斯在对日本进行研究时，正值双方激战，她不能够亲赴日本进行研究，只得通过采访在日生活过的后来到美国的人，以及大量的日本战俘，历史文献等研究。他发现日本人对天皇在战争中的作用有着相反的认识，主战派认为战争是天皇的旨意，臣民应当为此全力以赴。和平派则认为天皇是爱好和平的，发动战争并不是其本意。但不论如何，他们都将自己认为的功绩归因于天皇，天皇就是一切。

二战时期的裕仁天皇

在大量的战俘采访中，只有三位战俘反对天皇制。绝大多数战俘对天皇保持了绝对的忠诚与赞美，但是他们又能清晰地对自己的将领和指挥官进行批评，可见日本战俘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就显得越发独特了。而且鲁斯指出，日本的战俘与美国不同，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当战俘的训练，他们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以他们的信息是相对可靠和真实的。

鲁斯看到，与美国人不同，日本认为当战俘是非常屈辱的，即便是在战争不可避免地失败的时候仍不应当投降。大量的战俘并不是主动放弃抵抗，多数是被迫屈从的。

鲁斯在书中还写到了日本的另一个特性——秩序性。

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有着浓厚的孝道文化。但是不同于中国的围绕着整个宗族内的孝，日本的孝的范围相对狭小，仅局限于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间。子女对父亲要孝，父亲则对子女有着责任，弟弟对兄长的孝，兄长对弟弟有责任，女人对男人的尊崇，男人则对女人负有责任。但是在家庭中，行使权力并不仰赖于暴力，服从长辈也并不代表唯唯诺诺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切都仅仅是为了维持秩序的稳定，借以维护每个人的安全。在家庭如此，社会如此，就连世界，也是如此。

在日本眼中，世界也如同家庭一样，需要兄长的照料，兄长对整个世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不惜发动战争，这是他们善意的出发点。也正是如此，他们不但不能正视战争的罪责，甚至恐怕还有种伟大的悲悯的牺牲精神。

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眼中，日本竟是如此奇特的民族。接下来，鲁斯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探寻日本民族特性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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