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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堡战斗的胜利，为中央红军的在陕北的立足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以后的逼蒋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使张学良更加坚定了与中共合作的信心，促进了东北军进一步转变。

在原红四方面军方面，电台技侦工作也从未懈怠。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召开卓木雕会议，会议期间红四方面军(又称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和三局成立。

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时，红四方面军共有电台5部，其中侦察台1部(二台)，统归总指挥部电务处领导(处长宋侃夫)，侦察台台长蔡威。

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和军委曾从红一方面军调播给红四方面军电台7部，30多名通讯技术人员，红四方面军的通讯及技侦的装备、人员因此而倍增。

罗舜初（开国中将）

山城堡战斗后，红四方面军二局大部分技侦人员到达陕北保安西沙道子，与军委二局合在一起，其中有在原（懋功会师前）红四方面军侦察台及通讯台工作的：马文波、陈福初、李永悌、游正刚、冯志禄、张天华、周继先、高继明、刘忠生、萧先友、况步才、何锦文、熊远绪、萧大来、彩玉、高俊民等。

1936年9月，二局局长蔡威于在朱尔坪病逝，遗职由罗舜初接任。

1936年10月，宁夏将台堡会师时，红二方面军共有电台9部，其中1部为侦察台(小电台)。机要科长龙舒林，指导员陈琮英，破译王永浚，队长张有年、报务主任彭富九、报务萧荣昌、孙勇、贺子明、刘宗舜等。

1936年11月下旬，陕北会合后，军委二局的序列为：局长曾希圣，副局长罗舜初，一科（破译）科长邹毕兆，二科（译电）科长李作鹏，三科（侦收）科长胡立教，副科长游正刚。

红四方面军二局的另一部分人员则于11月底加入前总二科工作。他们是贺光华、萧全夫、谢特山、陈定鉴、罗应钦等。据伍云甫日记记述共调给前总52人。

1936年12月，任弼时调任前敌总指挥部政委，红二方面军侦察台随任弼时一同到达前总，并入前总二科。会合后，曹祥仁仍是二科科长，龙舒林为政治协理员。电台由彭富九负责，破译由曹祥仁负责，译电由贺光华负责。 彭富九回忆：“三路人马第一次合到一起，在曹祥仁领导下，大家关系很融洽，团结一心干工作，没有一点‘大帽子’、‘小帽子’的隔阂。（这是指当时四方面军戴的军帽比一、二方面军的大一些）”

在前总二科，曹祥仁与红二方面军的破译专家王永浚（开国少将）走到了一起。老将军王永浚以后的回忆中对曹祥仁倍加推崇：我和曹科长同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地工作，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很强的判断力。每逢难字难句经过论证而得到结果时，他即高兴地说道：‘哎哟，捉住了，对了！’他破的密码又多又快，我常向他请教一些有关技侦的问题。他讲的很多，其中有两点还记得：

其一，关于寻找密码突破口问题，他说，必须从薄弱点着手，首先利用有一定规律性的矛盾，就可以尖刀直入，比较容易取得结果。但又要不拘一格，有什么特殊矛盾就利用什么特殊矛盾。

其二，关于敌情和我情的关系问题，他说，这二者有重要区别，但又有其联系性。有我情作参照，可对破译起着由此及彼的作用。从已破密报中了解敌人掌握的我情，用之于再破译，必然起着良性循环作用。他讲的这两点深化了我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的体验。

在山城堡战斗后，国共之间的谈判依旧在继续，中共的筹码增加，国民党把缩编中共军队至3000人的条件，放宽到30000人。而张学良则建议红军就地坚持，不要战略转移。

彼时，保安的军委二局和在靖边的前总二科正密切注视着国军的动向。时在前总二科的贺光华（开国少将）有回忆：“山城堡消灭胡宗南一个旅以后，我们随前总进到靖边近郊的村庄待命。我们靠近前总住在土窑洞里，展开了工作。”

蒋介石(左二)、宋美龄(左三)、张学良(左五)、杨虎城(左六)等合影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

1936年12月11日夜至12日中午，前总二科侦获数份电报，发现西安情况异常，连续急报中央。让中共提前有了应变的思想准备。

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副参谋长毛侃电称：“西安附近交通、通讯中断，顷接绥署接南京电，今日临潼、西安一带空气极端恶劣，张汉卿有异动”。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周福成12日致电万福麟称：“介公文（12）日被安全保护于西安。陈诚、蒋鼎文、钱大钧、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晏道刚及次关系人大多被困禁，邵元冲中弹。”

1936年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王以哲致电中共中央，通报西安事变。中午，毛泽东召集在保安的中央领导人到他的窑洞里看张学良的急电，大家都激动不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