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
正是这支部队，让魏国在大大小小几十场中不断蚕食了秦国黄河西岸的土地，并在公元前339年的阴晋之战中，击败了十倍于己的秦军，与齐、楚、韩、赵等国交兵也多获胜绩。可以说，魏国能成为战国时期第一个称雄的国家，"武卒"功不可没。
然而，魏国最终也没能逃过"盛极而衰"的定律，自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国惨败之后，魏国的局势就江河日下，逐渐退出了一流强国的行列，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荣光。而魏国的这种剧变，可以称得上是"成也武卒，败也武卒"。
作为武卒的发起人，吴起认为兵不在多而在"治"，于是他建议魏文侯按照新的标准选练士兵，并且得到了采纳。按照严格的选拔标准遴选，再接受极为严苛的训练，一支武卒就这样诞生了。
关于武卒应具备的素质及其选拔的严苛性，《荀子·议兵篇》中也有明确的记载：
"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也就是说，想要成为武卒身上必须披上三重铠甲、臂力过人、能拉强弓。而在冷兵器时代，士兵的较量除了短兵相接之外就是体力的较量，正如《司马法·严位》中所说，"凡战，以力久，以气胜。对武卒的要求是，在携带三天军粮的同时在半天内疾行一百里，其体力和作战素质可见一斑。
"兵之强在练"，武卒的战斗力之强，与严苛的训练更是无法分开的。在古代，一个普通的士兵想要扔下锄头为国出战，就必须要经受严格的训练以具备过人的素质，正如《论语·子路》中摆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吴起在组建了武卒之后，就聘请了专职教练对这些精锐进行了更上乘的军事技能训练。训练出来的士兵，在军事作战方面，几乎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吴起还发挥其中的带头模范作用，让其中优秀的武卒教其他人："一人学成，教成十人；十人学成，教成百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全军的素质因此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秦魏阴晋之战
可以说，这些从久经沙场的精锐中挑选出来的武卒，既经过了战火的锤炼，又经过了专门化的训练，就是活脱脱的"魏国特种兵"。这样一支精锐，在战场上自然能够以一当十，所向披靡。
对待士兵，"既让牛耕地，又不让牛吃草"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丰厚的军功奖励，这些精锐的武卒又怎会为国出死力？虽然武卒的选拔和训练标准极为严格，但一旦成为武卒，就有着丰厚的待遇，如《荀子·议兵》中所提到的，"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国家免除其赋税徭役，还奖其房宅田产，保证每个士兵都分到百亩良田。
而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战国时期，这样的经济待遇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说成是"平步青云"也丝毫不过分。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一支作战素质优秀又有极大物质激励的部队，其强大是从精神到个体，远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比拟的。
首先是维持武卒的成本太过高昂。如前所述，武卒可以说是"古代的特种兵"，这支特种兵的人数，在《吕氏春秋·用民》中有记载说，"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全盛时期的数量更盛。虽然五万相对于"带甲百万"显得微不足道，但培养一支精锐的成本远超普通士兵，其训练、装备、后勤等是对国家财力是极大的消耗。关于这点，可以用现代的特种部队做例证，现今军事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所拥有的特种兵数量也不过几万人，五万武卒对魏国的形成的经济压力可见一斑，更不用说魏国还给予每个武卒如此高的经济待遇。倘若武卒在战斗中有所损失，想要补充的话就相当于重新来过，这种经济压力是很难让魏国支撑下去的。
其次，武卒的奖励机制，违背了"寓兵于农"之道。"寓兵于农"一直是自三代以来各国思想家贯彻认同的一条基本军事思想。其核心是给予农民一定的军事训练，平时务农，战时参战，兵农合一。这一思想的主要意义在于将生产生活和战斗统一，在农耕社会下，保证农业生产就是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正如《六韬》中所说，"善为国者，取于人事"即一切战争所需或人民生活所需都是来源于人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资料之中。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够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保障对外战争的胜利。正如《管子·七法》中所说，"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
而魏国的武卒的奖励机制，给予其田宅、免除赋役，虽然对其战斗力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但却使这些精壮士兵脱离了生产，让国家失去大批劳动力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财政收入，以至削弱了国家对外作战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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