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七七，贴一篇旧文纪念之(此文写于十多年前，今修改后发于此)。

现在不论什么载体，不论什么样式的纪念活动，只要说到七七事变暨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29军，要么说军长宋哲元，要么说旅长何基沣、团长吉星文、营长金振中，要么说牺牲的佟麟阁、赵登禹，可独独不怎么说首当其冲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有关七七事变的电影电视剧已拍了不少，在这些作品中，也要么突出宋，要么突出佟、赵，要么突出何基沣，而冯治安似乎成为一个配角，甚至被忽略掉了。这是极不公平的。

在这场拉开全面抗战大幕的大事变中，即便在29军内部，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各不相同的，而正面的第一号主角，当仁不让的只能是冯治安。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首先，是因为冯治安反日的态度最坚决。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但在这场大事变之初，29军的许多将士却并未认识到它即将以一个极其重要的关节点永久地载入史册，所以，尽管广大的基层官兵义无反顾地英勇杀敌，但就整个29军来说，这一仗打的却并不怎么样。一会打，一会停，一会谈；打的打，看的看，和的和，步调既不一致，全盘的作战计划也迟迟没有出台。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由29军高层的态度决定了的。由于华北特殊的情形和西北军的背景等原因，玩弄于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人之间，在二者的矛盾中生存并发展，这是29军尝到的甜头和继续的打算。就因为这个，所以当七七事变暴发以后，尚未认识到日本希图借此机会全面侵华的华北当局的高层宋哲元、张自忠等并不想打，不想把事弄大。因为事弄大了，中央军必然要介入，中央军一旦介入，华北的半独立状态必将不复存在，其团体与个人的利益必将受到极大的损失，这是圈里圈外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但在这场民族的战争暴发之时，尽管同处于29军的高层，尽管同样面临着自身利益的得失，每个人的认识与选择仍然是不同的。29军核心领导的四个人中，宋哲元、张自忠以外，冯治安与秦德纯，则是坚决要打的。

图1 二十九军的领导核心，左起张自忠、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

七七事变后，由华北前线返回的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熊斌于7月26日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汇报会上，对29军官兵的抗日态度，有如下的报告：

“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后再抗战……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甚服从中央。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a）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b）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廿九军将领一致主战，则张亦不敢独持异议。刘汝明态度亦强硬，赵登禹则无成见，以众议为依归。中下级干部及士兵，则完全情绪热烈，不惜一拚，士气大为可用。”

冯治安等的对日强硬态度，并不是七七的枪声响起后才有的。早在事变的前一年，以冯治安为首，冯、刘、赵等便有了与汉奸不共戴天的仇恨和对日绝不妥协的鲜明立场。萧振赢在回忆录中，有如下的记载：

“宋在群奸包围下，坚令发表齐燮元等分任政委会委员。迨齐等十余人自津乘火车将抵平，冯治安等人正在余寓相聚。副官长王培臣回冯报告齐将抵平车站，冯起而曰：‘此等汉奸不杀之，将何以对国家。’语毕即走。赵登禹拍案而起曰：‘今必尽杀群奸。’起而行。刘汝明亦击桌而起曰：‘当杀此辈汉奸，以明示天下。’言毕亦去。余呼冯等不应。秦德纯、张维藩奔出力挽再四曰：‘如此大事容作商量。’众始回。”

从这段不长的文字中，冯、刘、赵的反日态度跃然纸上。实际上，秦德纯的反日态度丝毫也不逊于冯治安诸人，只是相比于冯、刘、赵等的简单粗莽，秦要冷静睿智的多。

事变发生后的7月19日，就在宋、张等仍在幻想苟和因而对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无理要求再再妥协的时候，就在29军的许多部队还弄不清到底打还是不打的时候，一篇署名朱复的新闻稿，首次刊出冯治安于事变之初对守宛平的吉星文、金振中等的训示，冯的话慷慨悲壮，义无反顾：“这里就是你们死后的义地，你们必须具与城同存亡的决心，不能退让一步。”后来，这句话在流传时被说成：“卢沟桥即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成为鼓舞抗战军民誓死卫国的名言。

通过日本人之口，通过日本人在谈到冯治安时流露的惧怕与仇恨，也可以反推出小冯在这期间的立场。今井武夫曾说：“抗日的策划中心，与其说在北平、天津，不如说是在保定（冯的河北省主席公府驻保定）。”事变后，日本人在与冀察当局谈判时，反复提出将“反日元凶”冯治安及其37师调离北平，在制定的攻略计划中，其作战目标，亦主要针对“二十九军抗日意识最强的冯治安三十七师，”因为在他们看来，冯治安“总是被日本视为可怕的人物。”从这些支零破碎的资料中，我们不难想象出冯治安在当时的对日态度是何等的强硬。

其次，是因为冯治安拥兵最重。态度归态度，要在一个武装冲突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光有态度而没有实力也白搭。何基沣、刘自珍、吉星文、戴守义、金振中等及以下官兵，也是具有强烈的杀敌报国之心的，但在这样一个大事变中，旅团营长们所处的位置和能发挥的作用自然无法与冯相比。

副军长秦德纯同冯治安一样也是坚决主战的，另一副军长佟麟阁也是富有强烈的抗日决心的，但就和当年许多旧军队中的情形一样，身为副军长的秦、佟二人几乎没能掌握一兵一卒，其兵权则仍不能与冯治安相比，后者手中不仅有精锐的37师，而且在宋离队后，也正是由他代宋执掌29军兵权的。

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罗嗦几句，即当宋离军后，为什么既不把兵权交给副军长或参谋长，也不交给其他的几个师长，而偏偏要交给冯治安呢？

军长离队后，军权不交给副军长而交给主力师的师长，这在民国期间的军队中是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在西北军这样以“私”著称的部队中，就更是如此。秦德纯是进入到29军的领导核心了的，但作为外来户而非西北军嫡系出身的秦德纯，他却没法掌握这支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29军的军权。实际上秦掌握的主要是以北平市长的身份对外交涉的权力。

除了副军长，29军中还有参谋长，但旧军队中的参谋长与我军今天的参谋长不同，在当时，参谋长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雇佣角色，西北军中的参谋长尤其如此，因而在宋离队期间，是绝对不可能将军权交给参谋长的。

至于为什么宋离队后，不把军权交给其他几位师长，而偏偏交给冯治安，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刘汝明辈份是在冯张之上的（刘属西北军早期十三太保之一，冯张二人资历上比刘晚一层），但刘部非29军主力，也不驻在平津，而远在察哈尔，又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刘与宋的关系无法与冯、秦、张等相比，因此，刘不可能成为29军的代理指挥者。

图2 秦德纯、冯治安等检阅部队

38师师长张自忠，其资历与冯治安相当，38师实力亦与37师不相上下，而且，在29军成军之时，张对宋是有恩的。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退到晋南的残部由张学良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不久改番号为第29军）。张学良最初是准备要张自忠当军长的，但张在石敬亭的劝导下，主动将军长一职让出，并推荐宋哲元出任军长。就为这个，宋在感激张的同时，也欠了张自忠一笔人情债。有这种关系的人反而不好在一起共处。再加上张自忠个性强硬，锋芒毕露，自然不是同样倔强而且刚愎自用的宋哲元愿意留在身边依为心腹的角色。

132师实力既差，赵的资历比冯张二人还低，自然不可能了

骑兵9师实力更差，郑大章与宋的关系更远，自然也不可能了。

几个师长都说到了，再看冯治安了。冯的资历远不如宋，29军成军时冯也和宋一样是光杆加入的，不象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那样原本就保留了相当实力，是带队加入的。冯对宋也只有感激敬仰而没有象张与宋那样的人情债务，所以宋对冯的指使更显泰然与无忌。而且冯又是一个对上奉命唯谨的人，又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又是一个和谁相处都和得来的人，又是一个练兵打仗还有一套的人，所以把军队交给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是宋最放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宋每每不方便表态时，便要小冯替他出面当枪使，而后者也都能秉承宋的意旨，达成目的，比如冯出面威胁庞炳勋、逼走何应钦等。

实际上，自从29军进驻平津后，每逢宋离队时，代其行使军长职权的一直都是冯治安。刘汝明在回忆录中，就曾说到，“29军的副军长虽自绍文任北平市长以后就换了佟捷三，可是军长的公事多由仰之代看，所以仰之等于代理着军长。”到了29军主力撤出平津，一直到改编为第1集团军时，宋每每不在位时，其军长和总司令一职，仍然还都是由冯治安代理的。

从另一个角度，即从29军核心领导层宋、秦、冯、张四人所兼任的地方行政官职上，也可以揣度出孰轻孰重来。当时，宋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是个华北土皇帝的角色，自然是其他三人不能相比的。余下三人，秦兼任北平市长，张兼任天津市长，冯兼任河北省主席。如果用今天的度量衡来比称的话，河北省一把手的份量是要略逊于京津两市一把手的，可在军阀割据时代，河北省的主席却比平津两市的市长甩出不知几条大街了。1935年，当29军初到平津冀时，河北省主席是宋哲元，北平市长即是副军长秦德纯，天津市长是29军的总参议萧振瀛。从这也能看出点什么来吧？

同样是在参谋本部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汇报会上，熊斌在报告29军将领内情时，讲到：“卢事发生后，八号及十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消灭当面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至十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宋到天津后，为许多亲日分子所包围，形势乃不佳。”熊的这段话，不难看出冯治安当时的态度和宋不在位时他所扮的角色。

当然，在那个年代，代军长指挥的冯治安能否调动得了张自忠的38师、刘汝明的143师，是值得怀疑的，但没有了宋哲元这个婆婆的束手束脚，驻守京畿要地的37师，他是可以独断专行的，赵登禹的132师，是要听招呼的（132师系由37师一部分出而成师，赵原系冯之部属，且在反日态度上与冯一致），而这，也就够了。

第三，是因为冯率兵所处位置最突出。与冯治安坚决抗日的态度一样，同为师长的刘汝明、赵登禹也是有强烈的抗日热情的，也是分别掌握着几个旅的能战之师的，但刘的143师远在察哈尔，整个事变中该师并未参加；赵的132师则驻于冀中，仅有部分在事变中调来平郊。二人所处的位置既然远离事发地卢沟桥，其在事变中的地位与作用自然也因距离而减弱了。

冯之37师又不同了，事变发生时，该师恰好驻守在包括卢沟桥在内的平保之间，其所辖陈春荣第109旅、张凌云独立25旅驻保定，何基沣第110旅分防于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刘自珍第111旅驻北平城内。冯的37师师部驻北平的西苑，其兼任的河北省主席公署则在保定。

自进入1937年春季以来，为防日军的挑衅和应对可能暴发的冲突，该师特别增加了卢沟桥地区的兵力，并提升了战备等级，其所属110旅219团第三营就布防于卢沟桥畔。该营经过加强，实力远超当时任何一个步兵营，计辖有步兵连4个，轻迫击炮连1个，重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1个，全营达1400人。事变时最先与日寇冲突的，就是该营。

要想在这场大事变中发挥作用，没有一个积极的抗日态度不行，有了积极的态度，手里没兵也不行，有积极的态度也有兵没有处在事变的中心还不行，而正是因为冯治安有这个强硬的抗日态度，又执掌了29军、至少是37师和132师的指挥全权，又首当其冲处于卢沟桥事变的最前线，所以就完全有理由说，七七事变的一号正面角色，不是远远躲在山东老家仍然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军长宋哲元，不是手无兵权的副军长和参谋长，不是同为师长也同样反日但并不处在事变发生地的刘汝明、赵登禹，不是处在一线抗敌的旅团营长们，而只能是驻守宛平并代宋执掌虎符的29军头号主力师的师长冯治安。

说冯治安是七七事变第一号的正面主角，从当年国共两党的态度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卢沟桥的枪声打响后，南京政府紧锣密鼓的关于此次事变的几十次通报会议中，但凡提到前线战事，均以冯治安和秦德纯为首，在南京与卢沟桥前线有关作战的电报往还中，亦主要与该二人通气。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文中有“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从这通电的字里行间，亦能看出冯在这场事变中所处的位置。

中日之战是在所难免的，冯治安打与不打都要打，早打晚打都要打，但是不是就因此说冯治安的作用不大呢？不对。历史就是这么充满偶然，即它总要选择某个具体的时间和某个具体的人物来写照，来作为一个标志翻开新的一页。加加林不上天，也还会有人上天；满清的丧钟不在双十那一天敲响，过不了多久也要敲响，可历史偏偏选择了加加林，选择了双十这一天，并将其载入史册，就是这个道理。公元1937年7月7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是历史老人的又一次选择。

说它偶然吧，也是必然，因为同样在这个历史的关节点，宋是比冯更有条件作为这场大事变的首选人物载入史册的，但宋没能应选；张自忠也是同样有条件成为这一光辉时刻的标志性人物的，但张也没能应选，偏偏是这个从来不对政治有任何野心的冯治安，应选了，从而使他和卢沟桥、和七七事变一起，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及社会传媒对冯治安的宣传是相当起劲的。在纪念七七抗战时，是将冯治安放在当仁不让的首位进行颂扬的。只要说到七七，只要说到卢沟桥，就必然要说到冯治安。冯治安的名字，几乎和七七、和卢沟桥连在了一起。就连当年的画报，在介绍七七抗战时，也是将冯治安的照片放到比宋哲元、秦德纯等人的照片都更大更突出的位置。在当时，和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知道孙立人、王耀武、杜聿明等是谁的，肯定早已知道了冯治安是谁；但反过来，知道冯治安是谁的，却未必知道孙立人、王耀武、杜聿明等是谁。

图2 当年介绍七七抗战的画报

上图中对各人的解说文字：右上：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左上：北平市长秦德纯；右下：指挥抗战之二十九军参谋徐廷瑗；左下：指挥抗战之二十九军旅长刘自珍；中：坚决抗战之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从画面中冯所居位置和介绍文字上的与众不同，可以看出其在这场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与众不同。

但可惜的是，历史的车轮转到四九年以后，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在谈到七七事变时，谈宋谈秦谈佟谈赵，都多，却很少有人再谈冯治安。两岸出版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回忆史料汗牛充栋，可其中竟然很少有关冯的忆述，就连抗战时被各大报纸反复转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冯治安那句“卢沟桥即尔等坟墓”的豪言壮语，也没人愿意再说了。1986年，全国政协出版的《七七事变》回忆录专辑中，那么多篇回忆文章，军师旅团营各级基本上谁都写到了，可偏偏就是找不到关于冯治安的专篇，而且整书中有关冯治安的忆述只有四处，而且这四处加起来竟然还不到50个字，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你再看台湾1972年召开的纪念29军七七抗战座谈会中的一段：“长城战争，何敬公统率数十万大军，威镇北平时，宋之二十九军就被公认，是富有强大战力的一军，赵登禹喜峰口的杀敌；刘汝明石家庄的固守；张自忠台儿庄的大捷，以及二十八、九年的襄河战役等，在在都充分表明宋哲元在委员长信任之下，所统带的二十九军实具有特殊性战力。”给人的感觉，似乎29军中压根就没有冯治安这个人一样。再看今天有关抗战的网络论坛，和当年的情形180度不同的是，王耀武、孙立人、杜聿明是谁，大概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你要问冯治安是谁，怕是有好多人说不上一二来。如果量化一下，你看讨论杜聿明、孙立人、王耀武的帖子有多少，讨论冯治安的帖子又有多少，后者怕是连前者任何一人的二十分之一也没有。

冯治安让人给忘记了。

为什么当初曾被两党和大众传媒都极热捧的冯治安到了今天竟然如此地被人冷淡呢？因为那个著名的贾汪起义。

就因为这个，冯落了个国共两党都不待见的尴尬局面，而且这局面一直影响到今天。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共军一方，对冯是左一个争取右一个争取，不知花了多大的功夫，可到最后关头，仍然没能促成他率众起义，虽然其部队差不多全让何基沣、张克侠带过来了，但起义名单中少了冯治安这个抗日英雄，其政治上的影响力也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最后冯坚持随蒋去了台湾，算是反动到底了，你说共军能待见他吗。

而国军一方又怎么看他呢？你手下那么多的亲信将领都是共产党，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有意袒护呢？而且两军阵前居然让两个副司令把部队拖跑了叛变了，而且这一叛变严重影响了徐蚌会战的全局，你说你该当何罪？蒙着战败之羞的老蒋没杀他，已经是天大的客气，但要他到了台湾仍然享受尊荣，则万万不可能了。

对于这边来说，他是一个死心效忠于蒋匪帮的反动派；对于那边来说呢，他又是一个有亲共嫌疑的党国罪人，你说他上哪儿讨好去。

假如他当年能够不念把兄弟的情谊，不给何基沣、张克侠以丝毫控制部队的机会，毅然肃清军队中的共党嫌疑，率军与共军做决死之斗，虽不免失败，或者有可能身死，但台湾在以后谈到七七事变时，肯定会一如既往地将其放到首位给予飘扬的。

假如他当年接受中共的策反，能够象季振同、高树勋等那样反戈相向，那么他在解放后必定可以安享至尊，既便躲不过文革，至少在七七事变的电影电视剧中会将他作为正一号主角而不会象今天这样作为可有可无的人物给予忽略。

假如他能象他的老伙计张自忠那样捐躯抗日疆场，则台海两岸今天再谈到七七事变时，都将会像捧神一样把他捧到天上歌功颂德了。

可惜！他••••••都没有。于是，冯治安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淡化了。这是英雄的悲哀，也是后来治史者的悲哀。

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一个人，也许只在某个关键的时刻表现那么一下子，就足以留芳千古了。七七事变，绝对称得上关键时刻。在这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冯治安，这个与同僚相处宽容忍让、委曲求全的大树将军，在侵略者的步步进逼面前，却表现出极强的民族自尊和出奇的强硬，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终于率军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就凭这一下，不管他日后对哪一方做了怎样使人不满的事，在谈到七七事变时，他都不应该被今天这般的忽略。

我们应该记住他--------冯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