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涩的外交:160年前的美国使节进京换约记

郑曦原 勿食我黍


美使华若翰北京换约记

1859年11月16日


据《北华捷报》8月22日消息。

由美国舰队司令约瑟夫·达底拿以及海军上校G.F.皮尔森指挥的“鲍霍顿号”护卫舰,从北河出发航行三天半后,于今天抵达上海港。舰上有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阁下。如下消息是从这艘军舰的指挥官那里得到的。

7月18日,当“鲍霍顿号”舰停泊在北塘时,来了一道大清皇家的圣旨,令清国官员以尊贵礼节陪同美国驻华公使及他的20名随员进京,并且允许美国人在19日后的任何时候离开北塘赴京。这道圣旨是对美国公使照会清国政府他已抵达天津,并且已准备好在双方可能约定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清方交换条约的回复。

在这道圣旨到达之前不久,人们发现有一艘向东南方航行的蒸汽火轮的烟雾,后来发现这是一艘俄国轮船,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阁下正隐姓埋名地搭乘这艘船在清国旅行。这艘轮船停泊在“鲍霍顿号”附近,并于21日派遣一名信使到北京带信给俄国驻华公使。17日,另一艘俄国军舰也到达了此地,报告说还将有其他几艘跟随而至,但所说的这些后续的军舰后来并未出现。

7月20日上午,华若翰公使阁下及其随员在北塘登陆。他们在这里受到了清国陪同人员的接待。清方陪同人员很礼貌地带领他们进京。一行人先是乘坐大篷车穿越45英里的乡村后,到达一个村庄,大约在天津上游方向10英里左右,再从此处开始乘舢板继续前往通州。通州离北京只有12英里,是一个港口。到这里他们再寻找大车前往清国首都。整个旅途用了8天半的时间,其中5天是在河上度过的。在北塘和通州之间,他们通过了6到8个关卡。然而,并没有哪个关卡在修理中或有军事堡垒作为支援。船夫说,这些关卡部分作用是为了阻止英国海军,部分作用是当春天来临冰河解冻时,为过往的船只提供庇护。

这群使者在北京停留了15天时间。这段时间内,他们被限定在指定的寓所内活动。当然,他们并不是囚犯,因为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自由外出,但是,清国的官员拒绝为他们提供马匹和向导。除此之外,使者们是否外出完全由华若翰先生自己决定。然而,若非清国大学士桂良向他们坚定地保证能够获得大清最高级别的接见,他们早就毫不犹豫地关闭了与清国交流的大门。华若翰公使阁下告诉桂良,一旦他的行动受到清方的完全限制,他即将彻底断绝与清国的所有交往,并且要求清国护送他们返程。

似乎清国皇帝陛下本人非常急于召见华若翰公使阁下。但皇室的礼宾官坚持华若翰公使阁下必须向大清皇帝行叩头礼,这显然违背了华若翰自己的为人原则,也因此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其结果是,在美国人逗留北京的第14天,大清当局终于决定接受了美国总统的信件,并且护送华若翰阁下返回北塘互换条约。因此第二天他们就离开了北京。

在美国人逗留北京期间,他们并未看到任何俄国人,只是收到了俄国人的几封信件。第一封信从北京城的一端送到另一端,足足花了6天。很明显,大清当局曾将此信扣留过一段时间。

在8月10日到达北塘的当天,条约就互换了,清方并释放了一名叫约翰·鲍威尔的英军俘虏。约翰是“飞翔号”军舰上的二等兵,他和一位名叫迪奥斯·迈克·奎恩的工兵在6月25日的大沽口战役中被清军俘虏。由于害怕丢命,他诓称自己是名美国军人。

桂良将此事知会了华若翰公使阁下,并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要求的话,他就准备把约翰·鲍威尔当作美国人释放。然而,华若翰阁下不愿这样做,因为约翰·鲍威尔毕竟是在英国国旗下参战时被俘的。但由于急于为这个可怜的伙计做点什么,华若翰向清国人表示,如果他们把约翰·鲍威尔移交给他,他会把这当作是个私人友好的表示。这样事情就解决了。约翰·鲍威尔如今已经在“鲍霍顿号”军舰上了。至于那位被俘的工兵,只知道他手臂受了伤,目前情况还不错,但仍是俘虏。清国人似乎普遍急于了解英国人明年会有什么举动。

清美全权公使的会晤

一名《清国邮报》的通讯记者对华若翰阁下在北京逗留的情况做了详尽描述,我们从中摘录如下:

第二天上午约11点钟时,华若翰公使阁下在三名随员的陪同下来到会馆,清国的高官们将在这里与他会晤。桂良在一大群身着各色夏装的大清官员们簇拥下走进来,他显得比在上海时更健壮了些。桂良首先表示,他这36天的旅程总起来说令人愉快。随之,两人的谈话很快就转到重要问题上来,桂良为清政府计划最近交换这三项条约的做法进行了辩解。

桂良声称:“清国皇帝有权下令切断本国国境内河流的交通,并已经在北河河口这样做了,其目的就是阻止外国舰船开到天津。”桂良说,如果关闭所有进京道口,他本人当然应该受到谴责,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已经为引导外国使节从北塘进京做出了详尽而细致的安排。然而,英国公使对清方的安排不予理睬。尽管清方已对英方行为可能出现的后果向英方提出了严重警告,但英国人还是试图强行通过塘沽关卡。桂良称,是英国人的做法破坏条约,而不是清国人,毁约责任不在清国方面。

接着,桂良开始在英国、法国使节和美国使节之间进行对比。他说,他和他的同僚为了见英国和法国使节,在上海等了好几个月,但他们却拒绝会见。这种做法完全有别于清美之间已经开始的两国特使之间的会见与互访。他还提到,尽管大清法律禁止官员接受外国帮助旅行,但美国公使仍愿提供军舰以把他们带到天津。

他用下面的话结束长篇大论:“英国人的敌对情绪同时表现在他们竟然带了这么大的一只舰队来交换条约,这对他们而言是必须的吗?相对而论,美国人则仅仅乘坐一艘船就来到这里,这表明美国确是为着和平的目的。”

无论如何,这位上了年纪的政治家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上说了那么多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总是情有可原的。但在他的外国听众看来,此时此刻的他,更像是在对着他房间里的那些同胞们讲话。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脱帽或在茶几旁落座时那泰然自若的神态显示出他们的官阶很高,并且这位总理大臣也须在这些人面前以甚至可能产生误会的措辞来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接着,他继续陈述道,由于大清皇帝尊敬美国,皇帝陛下同意召见他们以让其感到荣幸。如此,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美国人应以怎样的方式觐见清国皇帝。围绕这个话题接下来的谈话非常有趣,但我们不必叙述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我们最好是概述一下在这次会晤和之后的会晤中,大清国官员们在解释与极力主张他们的观点时的主要论据。因为这些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大清国的宫廷礼节是多么成熟。

桂良多次谈到皇帝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监察,并称清国在主要的地方官员设置上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友好国家,与它的一些进贡国诸如暹罗、朝鲜、琉球或安南等国不同。桂良有时称美国总统为“伟大的皇帝”,也就是“大皇帝”的意思,有时又称为“President”,也就是“总统”的意思(这个词他已经学会了),并且偶尔也称为“丘木楚(译音,Kiumchu)”,也就是“高贵的统治者”的意思,以表示他对美国总统的尊敬。鉴于两个国家如此的关系,可以肯定,大清政府不会要求美国公使像上面提到的那些国家的使节那样,向清国皇帝陛下行正式的叩头礼或顿首礼了。这种所谓“三跪九叩礼”,要三次下跪到地,并向皇帝磕九次头。“嗯,”桂良说道,“对于一个友好大国来说,跪一次和磕三个头就可以了。”然而,即便是这种简略了的觐见礼,其他清国大臣也没有同意。美国人同样也不接受这个觐见仪式。因此,不能说华若翰公使阁下已经答应清国人在觐见他们的皇帝陛下时会先行叩头礼。

华若翰拒绝向大清国皇帝陛下行下跪礼

华使在解释他的态度时说道,他虽然想接受大清皇帝的礼遇,但他也有着与美国总统本人在信中所表达的相同感受,这封信正是他要呈交给大清国皇帝陛下的。他希望能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明,即虽然他非常重视这次召见,虽然他也知道在目前情形下这次召见是多么重要,但他并没有主动要求清国皇帝陛下接见,并且条约内也没提这回事,因此他本人将不会在觐见皇上时行下跪礼,他只能像面对本国元首时那样向大清国皇帝陛下行礼,这种做法也正像美国使节在觐见其他国家君主时所做的那样。

华使很郑重地宣称,他只在教堂做礼拜时在神面前下跪,而不对其他任何人下跪。大清皇帝陛下的臣民是清国人,觐见大清皇帝陛下的礼节是清国人必须遵循的,而他自己是美国公民,代表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尊严,因此他不能顺从清方的安排,不能妥协。说得更透彻些,华使说,真正的尊敬应发自内心,如果外在形式并不出于人们的自愿,那么这种做法只能是虚伪的。为了使他的觐见更加庄严肃穆,他可以向清国皇帝陛下深深地鞠躬,他甚至可以鞠躬九次,或者他愿意在整个拜见过程中,请大清国皇帝陛下坐着而他在露天站着。比这再过分的做法他绝不能同意,因为他认为用这种方式敬礼已经表达了他对本国国家元首最高的尊敬,这种敬礼方式也同样表达了他对大清国皇帝陛下的全部敬意。希望清方务必认识到这点。

大清国的皇家特使答辩说,如果他们到美国的话,他们会在拜见美国总统时接受总统对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所以美国公使来到他们的国家,也应该按照他们国家的准则行事。清国特使并强调指出,除非美国人尊重他们国家的礼节,否则美国人无法显示出对清国最高君主的敬意。如果美国人连这样简化了的礼仪都不接受的话,他们只能认为是美国人绝对是不尊重大清帝国,而大清国皇帝陛下也会持这样的看法,他会把一个外国使节来到清国首都但却拒绝拜见他的行为视为一种侮辱,况且在礼仪上他对这位使节的要求已经比他对自己大臣们的要求简略许多。除此之外,料想美国总统也会因为他的使节未能表示向清国皇帝陛下表现出恰当的敬意而愤怒。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宫廷,即使是在英国,当君主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人都向他行下跪礼,而在此地这样做并不比在彼地那样做会对人的尊严稍有贬损。毫无疑问,对君主的崇拜与对神的崇拜是同等神圣的。如果华盛顿提出要求,他们同样会为总统烧香祈福,也同样会向总统行叩头礼,这为的是表明他们对总统的全部敬意。“你是美国政府派出的全权大臣”,这位清国大臣把脸转向华若翰阁下说,“你当然有义务这样做。”

“美国政府没有授予我改变本国法律和习俗的权力,因此,我不能做任何贬损我国家的事情。”华若翰公使阁下回答道。

有关礼仪问题的关键仍无法解决

大清国的特使被迫跑12英里的路程到圆明园向清国皇帝汇报此事。清帝正在那里避暑,并且一般说来,从此时开始直到四天之内都别指望能得到回讯。然而,这位高官第二天就意外地出现了,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是从圆明园赶回来的,他和清国其他谈判代表一整夜都呆在那里。他带回了一个他自认为有望成功的计划。即他们会向华若翰公使阁下递交一封严厉的批评信,称大清国皇帝陛下特意想在接受美国国书时召见他以示礼遇,如此他即应答复说愿意蒙召觐见,并以他觐见美国总统时所需要表现出的敬意觐见大清国皇帝陛下。这个程序当然不能拒绝,并且已经起草了两种文本,这位特使带走了副本。对这个必须遵守之权宜安排的有关细节也有说明,即将在美国公使和大清国皇帝陛下之间摆放一张桌子,美国总统的信函将放到这张桌子上。当公使走向皇帝陛下即将靠近桌子时,他应将头尽可能地低垂向皇帝陛下鞠躬,这时旁边会有两个大内侍卫走上前来拉住他,并大声呼喊“免跪”,然后他就把国书放到桌子上,这封信就从这里被另一名侍卫拾起,并跪在地上将它呈交给皇帝陛下。

这位特使面带着比来时要愉快些的表情离开,接下来就是焦急地等待从桂良处发回的急件了。结果,并没有盼到急件,而是花沙纳自己于次日返回,告诉我们说,对上述礼仪安排军机处已经投票通过,但皇帝陛下本人决断说,除非美国公使肯在觐见时一膝触地,或者手指触地,否则他不会见他。

然而,美国人拒绝让步,因为这种做法大大超出了美国外交使节在本国或别国元首面前所能做到的最高规格。美国人再次宣称,他们一再坚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觐见大清国皇帝陛下,并不是企图对皇帝陛下本人有什么不敬。当然,皇帝陛下认为怎样的方式对他的尊严而言比较恰当只能由他本人判断。如此,经过五天认真磋商,美国公使拜见清国皇帝的问题就这样拖下来了。在整个磋商过程中,大清国的谈判代表只是公正地与美国人争论,除此而外,再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做法。他们甚至从未为了让美国人遵守清国礼仪而对这20位美国人无助的处境稍有暗示。要知道,这样的礼仪安排对美国人而言毫无疑问已是极为宽大了,但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得令双方都满意看来已不可能。

然而,仅就这次拜见来说,最大的障碍似乎是这些清国人深信华若翰公使阁下确实已经在欧洲宫廷中做过的事但来到大清国却不愿做,并且他们宣称英国驻清公使已经许诺明年进京时会遵从清国礼仪,也就是以他面对英国女皇陛下相同的礼节来觐见大清国皇帝陛下。这位谈判代表曾提及,清国大臣去年在天津时已就外国使节觐见清国皇帝陛下的礼节简略形式达成共识,当然,他也如实地说美国外交代表从未在这个问题上与任何人签署过协议。

有关这次磋商的报道让人们了解到所谓清国人不守信用或经常信口雌黄的说法是不公正的。清国人在说话时毫不犹豫,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处境下,一些错误的言论很容易让他们信以为真。尽管我们都知道英国驻清公使确实已经同意要像面对本国国家元首一样向大清国皇帝陛下行下跪礼,然而我们自己以及清国人都没有在这件事上纠缠。

互换批件

第二天,星期二,收到了一个有礼貌的回复,包括一道清国皇帝圣旨的抄本,钦命桂良和花沙纳两人代表皇帝陛下在《天津条约》上加盖玉玺,随后接收美国总统信函并将它代呈大清国皇帝陛下。恒福是直隶总督,他被指派到北塘与美使换约。

棘手的问题就这样确定下来,桂良定于星期三接受美国总统的信函。从华使手中接受美国国书时,桂良态度恭敬。当他把信转递给一名大内侍卫时,把信盒高高地举过头顶,并下令在递交国书的仪式中使用了仪仗队。

随后举行了招待会,其规格就算美国总统本人出席也应感到荣幸。清国总理大臣桂良按例出席了招待会,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在这次会见中,他告诉华若翰阁下说,他以及他的同僚花沙纳作为大清国特命谈判大臣的使命到此结束,他们将很快把暂存于公署内的皇帝玉玺交还给大清国皇帝陛下。对于一个像桂良这样具有崇高地位的人来说,人们不能不对他优雅的表现表示高度的敬意。这种敬意不只来自他作为这个帝国头等政治家的政治地位,同时也来自他那令人尊敬的年龄和自然流露出的文雅风度,以及他那让人倍感亲切的言谈举止。

北河口事件和英国人的战争挑衅

《清国邮报》发表了一封信,描述华若翰阁下的旅程,作者写道:

清国皇家特使和这位美国公使共同进餐两次,其中一次是与公使和他的随员们。清国特使的这两次款待都极尽奢华,餐后人们都无不恭维他们的慷慨、友好和华贵。他们告诉美国赴宴人员,就算是国家元首也举办不出比这更华丽精致的盛宴了,大清国皇帝陛下的宴请也不过如此。

在一次聚餐中,桂良提到最近发生在北河口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他说,就算他个人的年龄不能博得英国公使卜鲁斯阁下尊敬的话,那么他的地位料想是可以的。在这个帝国里,只有一人在他之上,那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他说这番话时非常动情,真正令人感动不已,并且看得出他说这番话时非常坦诚。他说清国政府愿意遵守清英条约所有约定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并且期盼英国驻清公使能访问北京。为了接待他们,让他们在清国境内安全通行,皇室已给直隶总督下达了圣旨,这正像他们接待美国公使的做法一样。大清国皇帝陛下、大清国政府以及他本人,都非常尊重大英帝国,称道英格兰民族的智慧和能力,而且与英国的贸易关系对清英双方都是互利互惠的。大清国政府渴望在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并且希望恰当地处理当前纠纷,不要再发生任何流血事件。

但是,当他们听到英国人攻击北河口的隆隆炮声之前,他们做梦也不会料想到清英之间会有任何暴力行为或重开战争。桂良并说,当他和他的同事应伊洛依斯勋爵最真诚的请求,放弃在首都的公务,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克服了重重困难,已在上海待了6个月之久的情况下,卜鲁斯公使阁下却拒绝以通常和起码的礼节来会见他们,他甚至用最无礼和最粗鲁、最具诬蔑性的信件来侮辱他们。他并不是要谴责对清国水师堡垒发起挑衅性攻击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他只谴责卜鲁斯阁下,是他下达的进攻命令,他是惟一应对这个结果负责的人。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相信清国人愿意履行新约。人们看到,清国方面为华若翰阁下成功访问北京所做出的种种安排都是遵照大清国皇帝陛下的指令进行的。华若翰公使阁下在北塘换约仪式上说,他希望这个条约能成为清美两国之间保持永久和平的纽带。对华若翰公使阁下的这番话,才思敏捷、干练精明的直隶总督回应道,看来清美双方履行这项条约的环境和条件将会越来越好。为示友好,两国特使还自由地进行了一些交谈并单独谈话。

我本人无权评论北河口事件,虽然我不得不对牵涉其中并幸存下来的英国人的勇气表示钦佩。双方都可能犯了一些错误,双方都应该受到谴责。然而,还需要流更多的血吗?是不是一定要成千上万无辜的男人和女人们为了两三个人的轻举妄动就付出生命的代价呢?并且,是不是这样就更容易获得令双方都满意的调停呢?上帝不允许这样做,人性不允许这样做!

我只能说华若翰公使阁下在清国首都执行使命时所遇到的困难完全是由于他拒绝“叩头”引起的,叩头在西方人眼中是非常耻辱的事,并且没有任何人会比美国人对此更感到屈辱。大清特使做出妥协,同意他单膝跪地,而免去了所有的叩头仪式,而且大清国皇帝陛下表示了召见美国特使的愿望,还为了规劝他完成简化仪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徒劳无功,进而这次会见也未能实现。华若翰公使阁下在这座皇城的城墙里面时,尽管有20名随员陪同,但并无最低限度的武力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拒绝完成这项礼仪,这可能导致清国朝廷进一步修订觐见皇帝陛下的礼仪,使其更符合西方人的观念和做法,由此或可实施一种未来对清国人和外国使节都更实用的礼仪。

华若翰阁下访问北京的成效

舆论看法(本报社论),援引清国大陆的朋友。

我们上次在摘要中阐明,由于大清国皇帝陛下已经同意在北京接见美国公使,据此,人们相信现在的邮政会把已经批准了的清美条约带回华盛顿,然而却落空了。当华若翰公使抵达北京时,大清国皇帝陛下拒绝提起他的朱红毛笔在文本上签字,除非华若翰公使阁下向他行叩头礼,也就是双膝跪地,并在地上叩九次头。然而,由于华若翰公使阁下不准备这样做,他只好返回北塘河入口处,在这里,清国直隶总督(并不是定约的清国皇室特派大臣)交给他一份有鳞状斑点的文件,声称这就是批件。这份文本,拿里德阁下的话来说就是“遍体鳞伤”,但还有四个字来评价它更为恰当,那就是“毫无用处”,这是华若翰公使阁下和美国政府都不愿看到的。

人们始终坚信,当英国驻清公使卜鲁斯阁下和法国驻清公使布尔布隆阁下在北河通行受到禁止时,他们不应该那样逞凶斗狠,因为我们指望大清国能对美国人另眼相待。事实上,尽管英国海军司令赫伯将军在大沽受阻,但他并没有停止使用他的炮火弹药,因为他想教训一下大清帝国的军队,让他们尝到苦头而不敢再次抵抗。如果获胜了,他就能指望大清国皇帝陛下能够宽大为怀,在不要求西方人表现出任何敬意的前提下批准《天津条约》,并把这样的做法视为最佳政策。

然而,我们一直很失望,并且只能认为,正像我们刚刚得到被回绝的消息时那样,卜鲁斯阁下和布尔布隆阁下决心以武力打开通往北京的道路,这种做法被证明是非常不正确的,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北京去。对于咸丰皇帝来说,让他有机会把发生在大沽口的战斗的责任全部推到他某个儿子身上,比让他直接卷入对英国和法国外交代表的侮辱要好得多。赫伯将军战败的不幸只是一个我们有能力来弥补的小事,人们指望咸丰皇帝能够做出姿态,即为北河口事件找出解释的理由,并抛开他那些荒谬的借口。

本文选编于《帝国的回忆》(郑曦原 编),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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