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略了孚日宁静的乡村、连绵的群山和牧场，还有仪仗队般挺拔的橡树之后，从梅斯沿3号国道到凡尔登郊外，一幕大煞风景的阴郁景象突然映入眼帘，令人心头一震。那是一座坟场,堆放的高高的，在公路上便可一览无遗，是许多被压扁的尸骸、变形的躯壳和嶙嶙白骨。可这坟场却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鲜花，也几乎没有访客——但它仍然是现代的象征——那是一座汽车坟场。

继续向前，进入凡尔登并穿城而过，再由小道驶向东北，你可以看到一座更大的坟场，十字架成千上万，排列整齐、白色，全都一模一样。一座纪念凡尔登战役阵亡者的墓地就在我们面前……

——没错，这就是一本关于死亡与毁灭的书”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的代表作《春之祭》获奖无数，它的开篇尤其精彩。就像作者自己所说，坟场是歌德祈求的“死亡与生成”的当代阐释。两座坟场是相关的，阵亡者坟场里的每一具“死亡”都参与了当代工业文明或者说另一座坟场的塑建。的确如此，当今世界的骨架、血肉与基因中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在1918年11月11日“生成”的。整整100年前，当停战的钟声敲响，四个曾经渡过无数惊涛骇浪，煊赫无比的“永恒”帝国——德意志、沙俄、奥匈，以及奥斯曼——灰飞烟灭；欧洲和中东版图被重新划分；德国和俄国被内部的革命所吞噬——这注定对两国及全世界产生至今难以磨灭的影响。即使是胜利者法国和英国，战争的巨大消耗也加速了它们从帝国金字塔的顶端滑落。

1918年成为历史的界碑，旧世界被摧毁，而新的道路充斥着黑暗、陷阱与不安。在一战的废墟中，纳粹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美利坚霸权陆续孕育而出。而整整一百年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携60多位国家元首向一战阵亡者敬献花圈时，当他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肩并肩、手握手默然肃立于贡比涅森林的纪念碑前时，大国之间的战争似乎已经永远与人类告别。

然而，在遥远的叙利亚和乌克兰，战火一直未曾停息；在不那么遥远的巴尔干，隐约又能听到火药桶呲呲作响（科索沃）；在原本广阔的太平洋，其幅员“是否足够容纳别国”也成为一些人忧虑的所在——而今天这一切同样与100年前息息相关。这足以表明，1914至1918年前后所发生的一切，至今仍理应备受关注。

一战停战纪念日前后，塞尔维亚因科索沃局势在巴尔干半岛举行大规模军演。

救命稻草

尽管已经过去百年，且又经历过一场毁灭性更强的世界大战。但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争议始终没有平息。当然，造成任何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更何况一场“世界大战”。而本文将重点关注并探讨的，只是其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变量因子”及其外延——盟友与均势。虽然很说这两者是一战的成因中最重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确很重要，而且在今天与未来的国际体系的构建及军事冲突管控中依然重要。

1914年，在战争爆发之初，无论同盟国还是协约国在彼此交战前都很清楚当时大体存在着一种均势，他们也大致了解敌人会采取怎样的战争对策。许多学者认为，如果各方当时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按照各自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大小来进行利益分配，在战争爆发前就化解冲突，那对各方都是更好的结果——上千万人可以免于罹难，数十亿的法郎、马克、卢布和英镑就不会浪费在战争之中。

但是，事情没有照这样发展下去，因为力量的均衡并没有排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在势均力敌的对手面前，没有国家被威慑住。每个大国都认为自己有机会在战争中获胜。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结束，这些先例给各国决策者们甚至普通民众都带来了一种错误信念——胜利自然光荣，失败也并非无法承受。而为了能够复制普鲁士的胜利，各大国的军方领导人也不断地给本国军人和后备兵源灌输“进攻崇拜”的迷魂汤。

事实上，在1914年6月28日那一声致命枪响之前。各大国已经在连续出现的战争危机中反复博弈，每一次危机都在考验着那些“大人物们”的神经，而他们的神经也确实在一次次的磨练中越来越坚定。在前一次危机里选择妥协的人，在下一次危机中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少——除了更加强硬外几乎没有选择。

这跟当时各国国内的局势不无关系，1914年的各国政权都明显缺乏安全感。即便是貌似强大的专制君主同样如此。它们在有限的边缘武装冲突和外交博弈中所取得的收益难以让本国民众和精英阶层满意。

法国立志复仇并希望用战争来团结国内因德雷福斯事件（编者注：19世纪末，一为名为德雷福斯的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误判为叛国，法国内部掀起反犹浪潮。真相大白后，法国政府长期否认错误，致使社会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导致的撕裂；俄国感觉此前遭到了羞辱与背叛（编者注：德国统一后，与俄国和奥匈帝国缔结三皇同盟，但在俄奥围绕巴尔干问题日渐突出的矛盾上，德国最终选择支持奥匈帝国），因此沙皇政府渴望用军事胜利来回应国内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重建精英阶层对罗曼诺夫王朝的信心；奥匈必须依靠扩张来勉强维持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不致解体；德国认为自己的殖民地都是英法捡剩下的，而霍亨索伦皇室与容克贵族们还打算利用战争“驯服”社会民主党人；英国则咬定德国海军的扩张是为了挑战英国的全球海军和贸易霸权。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感到轻松或安心，而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成为几乎所有人的救命稻草——它们都希望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将扫荡（或是推迟）一切问题，尤其是当大多数人都认为战争迟早都会到来之时。

讽刺的是，战争的爆发并不是因为各国都有信心取胜——如果德国在1887年法国还没有盟友的时候发起进攻，取胜的可能性会很大。但在1914年，法国已经有了俄国和英国这两个强大的支持者。事实上，德国在1914年发动进攻时，与他的对手相比还要更弱小一些。但正如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对于一个麻烦重重或者正在衰落的国家，即使能够预测到战争结果可能不尽人意，他还是有可能因对现状的不满选择开战。毕竟在均势现状下，失败只是“可能”，而胜利同样“可能”。

德雷福斯事件使世纪之交的法国面临严重的社会与政治撕裂，而历史一再表明内政能够对外交政策的选取施加影响。

两大目标

在评估现状的过程中，是否有盟友以及盟友的实力是一个重要因素。盟友之所以有用，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在战争中增加己方的力量，还因为它可以增强吸纳战时国际支持的能力（拥有更多更有实力的盟友在外界看来取胜概率更大，也更具国际威望，更适于“搭车”或“投资”）——这一点对于能否最终取胜至关重要。

在拿破仑战争的硝烟散去后，奥匈帝国数十年来在外交上都很成功，这使其得以靠相对孱弱的实力跻身欧洲五大国之列。即便在其同俄国因巴尔干半岛问题趋向对立后，由于三国同盟（编者注：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1882年缔结三国政治军事同盟）的存在，奥匈帝国在处理“东方问题”时仍拥有相当的底气。但也因此，当意大利暗示一旦巴尔干半岛爆发冲突自己可能保持中立时，维也纳对自身未来的信心随即就表现出动摇。而当柏林在后俾斯麦时代做出一系列灾难性的外交政策后，德国已经认识到自己被孤立，因此更不打算放弃最后一个有份量的盟友——即便这个盟友也许只是个负资产。

另一方面，法国则必须找到一个盟友来制衡德国，其做出种种努力来吸引俄国人与自己结盟。在1890年被德国背叛后，俄国也有与法国一样的想法。俄法协约不仅因为双方能够在军事上给予对方巨大帮助，更因为双方都不想被孤立。出于类似的动机，英国结束了索尔兹伯里爵士的“光荣孤立”政策，转而与日本（1902年）、法国（1904年）、俄国（1907年）订立盟约。

因此，在1914年，各大国至少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避免在战争中失利，二是维持同盟关系。这两大目标并非并列存在，本质上来说，第二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第一条。然而，悖论也由此产生：如果一个大国为了支持盟友而陷入一场取胜几率很小的战争，那么第二个目标就与第一个目标产生了冲突，此现象在一战和二战中都可以看到——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根本困境：到底是同盟关系重要，还是保证自己在可能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重要。

显然，至少在参与其中的决策者来看，是否拥有强有力的盟友是本国能否获得优势、或者至少维持均势地位的主要力量源泉。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于均势的重要性和影响有很多不同看法，均势是否有效？如果是的话，它有怎样的影响？有些观点主张，均势总是会出现，并且具有稳定作用，即它有助于防止战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均势的确会出现，但它会导致利益冲突的各方发生武装冲突。

第三派观点则指出，均势并不经常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国为了维持均势需要付出巨大的公共产品代价，比如当今的欧盟国家总体上就缺乏这样的意愿。尽管德法两国在最近的一战纪念活动中表示要重建欧洲军事力量，以应对“美俄威胁”，但其前景几乎肯定无法让欧洲重回世界均势牌局。这是由欧盟内部的分裂局面，以及欧洲民主国家社会内部对军备投入的一贯消极态度决定的。另外，一旦均势被打破，面对失衡，各国也往往缺乏恢复均势的动机。因为理性思维会指导相关国家一般不愿冒着可能与更强大的一方开战的风险而加入弱小的一方，这一思维本身在客观上将成为战争的抑制剂。

以上每一种观点都经过长期激烈辩论，但对1914年来说，重要的主要有两点：首先，1914年的均势对于防止战争爆发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其次，如果存在力量失衡现象，即美国在1914年已经与协约国集团结盟，德国和奥匈可能会对开战有所犹豫。

（未完待续）